一、明中都遗址考古的基本情况、学术成果及意义
（一）明中都遗址的基本情况
明中都位于安徽省凤阳县，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家乡营建的明初首座都城。洪武二年诏建，至洪武八年四月，明中都被“以劳资故”突然罢建，共建设了六年之久。明中都的建造是朱元璋乾纲独断的结果，最终也因朱的个人意志而废弃。根据记载，明中都在罢建时已“功将完成”。已经营建的建筑有皇城、宫殿、坛庙、中央官署、军事卫所和一批市政建筑。中都外墙罢建时土墙已筑成，正在甓砖。这些建筑为明初举全国之力修建，体现了最高的规制和工艺，与其后整修的南京、北京皇城追求朴素坚壮不同，明中都的建造力求奢华，被研究者王剑英先生称为中国数千年来最华丽的都城。
明中都遗址地理环境图
因明中都选址在原濠州府城西约10公里的空旷地带修筑，可以按照《考工记》中记载的理想都城模式进行规划，城址方正规矩。共有三重城郭。内为宫城，长方形，南北967米，东西885米，周长约3.7公里。比北京紫禁城（南北961米，东西753米）略大。城墙纯砖砌筑，开四门，南为午门，北为玄武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中为禁垣，根据记载和测算，周长7.67公里，也是纯砖墙，开四门，与宫城四门对应，南为承天门，北为北安门，东为东安门，西为西安门。外为郭城，近方形，周长30.36公里，于西南角向南凸出，将凤凰咀山括入。原设十二门，罢建后缩减为九门。城墙设计为夯土墙芯，外围包砖，至罢建时东北部局部开始包砖。明中都皇城布局严谨，建筑依南北向中轴线对称分布。中轴线自北向南经北安门、玄武门、奉天殿、午门、承天门、大明门、洪武门，将皇城分割为东西两部分。贯穿宫城内的后宫、奉天殿、奉天门、内金水河与五龙桥，两侧分列着文华殿、武英殿、东宫、西宫。正南午门外，东为中书省、太庙，西为大都督府、御史台、太社稷。皇城外的城隍庙、国子学、历代帝王庙、功臣庙、钟楼、鼓楼等也是东西对称分布。
明中都遗址位置图
明中都城罢建后，皇城在明代为留守司、守备太监等看管，但已经屡有扒拆，清代将县治迁入皇城内，在原中心宫殿基址上建起了官学，百姓也随之迁入，对皇城造成了较大的破坏。其后的每次战火波及，中都城都会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建国后，明中都皇城于1961年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文革期间遭受到极为重大的破坏，原来完整的宫城城墙被拆毁殆尽，地面的五龙桥等建筑也尽数拆毁。在王剑英先生的奔走呼吁下，1982年明中都皇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此才得到了比较有效的保护。目前，明中都皇城的地面建筑还残存有雄伟的午门、西华门城台和一千多米的城墙，鼓楼基座也保存完好。城内外宫殿、衙署、祭祀、礼制建筑虽被毁坏，但部分遗迹犹存，或隆起地表呈高台形貌，或埋于平地之下残存基础。2013年，明中都皇城被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2017年12月，明中都皇故城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现状（禁垣以内）
（二）明中都遗址的考古发现与成果明中都废弃之后，凤阳县治在清代移入皇城，从此当地百姓将皇城称为县城，延续至今。机缘巧合，人教社1969年明史专家王剑英先生下放到凤阳五七干校，发现了明中都皇城，由此肇始了明中都的重新认识和研究。从王剑英先生1969年发现明中都至今，明中都遗址的考古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9-1981年）：王剑英先生1969-1975年调查、考证明中都；1981年，结合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王剑英先生再次来到凤阳，对明中都城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和翔实的遗迹测绘记录。王剑英先生对明中都的有关文献记载进行了系统梳理，从历史记载的角度详细考证了明中都的选址、营建过程、城市布局、建筑设计以及建筑的历史变迁。在实地调查中，王剑英先生带领团队系统勘查了明中都城、明皇陵的遗存，精细绘制遗迹线图，拍摄大量珍贵照片，这些调查为日后明中都的考古工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根据文献研究和调查情况，王剑英先生先后出版了两部著作，分别是《明中都城考》（1975年）和《明中都遗址考察报告》（1982年）。推动了学界对于明中都的全新、全面认识，也促成了明中都遗址的保护。
第二阶段（1982-2013年）：1982年至1983年，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对部分宫殿遗址进行的勘测和发掘。1984年春，滁县地区文物保护科技研究所、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对部分门址及金水河故道进行了勘测。1996年8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对皇城及皇陵享殿等遗址进行的勘测和发掘。2003年10月至11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对外金水河、御桥和承天门遗址进行了发掘。2007年5月至7月，为配合凤阳县政务新区的建设，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中都城禁垣以西西安门至涂山门两侧及钟楼遗址等用地范围内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勘探。 2012年9月，为配合钟楼遗址的保护利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对钟楼遗址做了勘探、发掘工作。2013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蚌淮高速至宁洛高速连接线工程建设，在凤阳县乔涧子遗址探得窑址34座，发掘清理了其中12座，为明代砖瓦窑，与修建明中都城或皇陵有关。
此阶段主要是为了配合遗址保护或工程建设进行的零星工作，工作虽然零散，发掘面积也都较小，不过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宫殿、金水桥、承天门的发掘初步了解到这些遗址的地下保存情况，对其边界和形制也获得了初步判断。明皇陵享殿发掘明确了享殿的开间、布局，钟楼的勘探、发掘确定了钟楼台基的位置、尺寸、了解了夯土、桩基地丁的情况。乔涧子发掘揭露的窑址规模宏大、结构完整，是首次科学发掘的与明中都或皇陵的营建相关的本地烧造的窑址。
第三阶段（2014年-至今）：2013年，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获得立项。以此为契机，为配合遗址公园建设，按照国家文物局关于大遗址考古的要求，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联合山东大学、故宫博物院对明中都遗址进行系统、持续的考古勘探、发掘。
2014-2017年，考古勘探面积共210万平方米。考古发掘从2015年正式开始，至2020年，共发掘面积计11145余平方米，配合清理遗迹面积约10000平方米。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虽然是以遗址公园建设为中心，但也融入了课题意识，以揭示“布局、规制、工艺、过程”为学术目标，取得了重要收获。下面分勘探、发掘两个方面介绍本阶段的考古工作成果：
1、考古勘探
经过三年的勘探，明中都禁垣以内除东南部被城市占压的部分以及武临新河以北区域未做勘探外，其余均完成勘探，基本明确了这一区域内的地层堆积特征、水系走向和主体建筑的分布。相对于王剑英先生早年的调查，此次考古勘探取得了以下几方面突破性认识：
第一，宫城内获得完整勘探，总体建筑布局显现。宫城内主体建筑分布与王剑英先生的调查颇为一致，勘探进一步确定了前朝区宫殿及门、庑的位置和基本结构。
第二，午门南发现位于御道两侧的若干建筑组群，与记载的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太社稷等建筑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
第三，宫城外西南侧发现大批窑址，是过去调查时未曾料想到的，这些应是修建明中都时的工程遗存，丰富了对明中都营建过程的认识。
明中都禁垣内考古勘探遗迹分布图（2014-2017）
明中都城遗址遗迹分布范围图（近年调查）
明中都城主要遗址分布图（2008保护规划）
2、考古发掘明中都城主要遗址分布图（2008保护规划）
2015年以来的考古发掘以中轴线为核心，先后发掘了前朝宫殿、承天门、外金水桥等遗址。并为探究工艺演进的轨迹和字砖的来源问题，对宫城东城墙、西禁垣外窑址做了解剖和试掘。发掘同时，在明中都遗址的文物修缮工程中开展了东华门、东南角台、东北角台、西华门城台顶部和午门门洞内甬路的清理，获取了丰富的资料，并对各类建筑的具体形制都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认知。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经过数年的连续发掘，厘清了前朝宫殿的基本格局。明中都前朝宫殿的形制、结构以及是否建成的问题一直是困扰明中都研究者的谜团。王剑英先生在1975年《明中都城考》书中，认为明中都中心宫殿与南、北二京相同，有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但在1981年实地调查时根据台基“中”字形的地貌认为其可能异于南北二京，只能分布一殿。不过1991年在《故宫博物院院刊》发表《明中都》一文时又对宫殿名称俱按北京宫殿命名，并明确表示正中宫殿为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与元大都前后殿以柱廊连接的形制不同。王剑英先生自我矛盾的原因主要是囿于文献研究与地表调查工作的局限。关于宫殿是否建成的问题，也有较大分歧。有的学者根据地面散布的大量琉璃瓦，认为宫殿不仅建成且其上宫殿覆盖的是五彩琉璃。
发掘证实，明中都前朝宫殿的布局并非“中”字形，而是“工”字形，且是前后殿加穿廊的整体结构。由此证明在宫殿形态上，明中都与南京、北京两座宫殿的三殿布局并不相同，而更接近元大都的宫殿形态。
第二，明中都罢建时的状态获得一定的了解。发掘揭示出，罢建明中都时午门门洞内已对甬路墁砖，东华门、承天门的门洞内则处于尚未墁砖的状态；罢建时禁垣城以内的水系应已完成，但路网尚未完全形成；从西华门城台顶部清理看出，对城台顶部收顶施工时掩埋了磉墩，应是罢建后放弃在城台顶部建楼的表现。前朝核心宫殿台基上大多未见石础和后续营建迹象，反映出宫殿应是在台基建成后石础还未完全放上的情况下罢建的状态。
第三，外金水河的走向，外金水桥的位置、数量和结构得以明确。外金水河及金水桥是王剑英先生早年调查得不太充分的地方，而该河和桥对于明中都中轴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发掘揭示的七座桥基、河道宽度深度的分段现象、河道内地丁及海墁、节水闸等，复原了明中都中轴线上午门前的恢宏景象。
第四，确定了承天门、东华门等建筑的形制、结构。过去调查时仅能观察到承天门废弃后形成的两个土墩，对于其城台长度、进深、建法和门洞分布、尺寸等均无法知悉。此次发掘基本完整揭示出了承天门城台的形制和结构。发现承天门城台为“3+2”的城门布局，这在我国古代的都城的城门布局上还是首次发现。东华门的发掘明确东华门城台为外包砖内夯土结构，有三个门洞，两端连接城墙，南侧城墙内设马道。
第五，发掘初步勾勒出城址建造的基本过程。发掘依据地层关系、出土遗物、遗迹的内在变化规律，确定了“先宫殿后城墙，先宫墙后禁垣”的营建时序。同时，发掘将铭文砖和夯土形态纳入到时空框架之内观察，发现了砖文内容和夯土类型的变化规律，窥探到了工程管理的不断成熟化、规范化的趋势。
第六，发掘还了解到明中都建设中的建筑技术情况。如土作、砖作和石作技术，尤其是不同形态夯土的发现在从考古学的角度构建营建时序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对发掘出土的琉璃瓦的检测中，发现了锌的使用，使这一技术的发现从明代中晚期提前到了明初。外金水桥被发现使用了堆土筑券法，是这一筑桥方式发现的首个实例，另外桥基券石的卯榫结合部还发现多有塞铁片、扒锔等工艺。
主要发现情况详细汇报如下：
（1）前朝宫殿遗址发掘
前朝宫殿遗址现为明中都宫城内中心位置的高台遗址，发掘前从地表观察，宫城前朝宫殿基址地表呈现为“中”字形台地，南北长约102米，东西宽约75米。2014年对基址的勘探由于地下覆盖大量砖瓦，对基址的判断受砖瓦堆积的干扰，也误以为宫殿基址为“中”字形。2015-2017年的发掘证实该基址实际并非“中”字形，“中”字是由于清代建造官学时对前殿基址的地貌进行修整后形成的。明代殿址由中心主基址与两侧附属基址组成。发掘揭示了中心主基址前殿部分的台基范围，认识到其台基由中心夯土与外圈夯土夯土构成，基址外缘包石形成须弥座式台沿。主台基的前部东西两侧各发有一座与主殿基址平行的夯土台基，属于前殿建筑两侧的附属建筑。发掘还认识到前朝宫殿的整体布局应呈“工”字形。但2015-2017年度的发掘主要是顺台基边缘开展，台基上部建筑基址的分布情况都未能了解。
总平面图 -清代
宫殿遗址位于皇城中的中心位置
宫墙及门址
清代县学建筑墙基
2019年度发掘主要针对“工”字形殿的后殿部分基址，发掘清理出后殿基址亦由夯土筑成，与前殿相同，也存在内圈夯土，内圈夯土外的夯土呈块状分布，夯土的不同应与其所需承重的不同相对应。内圈夯土之上发现了排列整齐的磉墩，殿址西侧设有东西向廊庑，将后殿与其西侧的建筑连接，发现廊庑磉墩7个，呈两排分布。后殿台基西南外缘有内砖外石的须弥座包边，连廊南侧则仅用砖包筑。宫墙位于殿址后部约23米处，东西向，发现三座门址沿中轴线对称分布，均位于殿址废弃后的堆积之上，年代可能为明代中晚期至清代，墙基多用扒拆得来的明初残断城砖砌筑，有的部位还夹杂栏板等石构件。沟、坑、井均打破明初夯土，层位和年代均与墙基相当。经过2015-2019年度的发掘，明中都前朝宫殿的真实面貌正在逐步被揭开，磉墩的发现为复原宫殿建筑的布局提供了关键信息，也极大增强了对前朝宫殿发掘的信心。
宫殿遗址位于皇城中的中心位置
宫墙及门址
清代县学建筑墙基
宫殿台基转角处的踏道
后殿边缘残存的须弥座
2020年度发掘了前朝宫殿的前殿区，从平面和部分破坏面观察，前殿的夯土台基由内外两圈夯土构成。内圈夯土位于前殿正中偏后处，正好位于四个磉墩之间，范围呈长方形，南北长5.7米、东西宽4.9米，使用纯色红黄土夯筑而成，夯层均匀，每层厚约0.1米。从内外圈夯土分界处看，内圈夯土被外圈夯土所叠压。内圈黄土位于前殿中后部，正是宫殿内放龙椅的位置，而且也是宫城的正中心位置。外圈夯土整体包裹内圈夯土，呈东西向长方形，中轴线以西部分东西长38米、南北宽也是38米，由此推测前殿夯土台整体为东西长76米，南北宽38米，长度正好为宽度的一倍。前殿夯土台外围又分片包夯，北侧与后殿台基的夯土相连，西、南、西南的夯土分三片夯筑，较前殿台基夯土面低约1.5米。南侧中轴线向西约4.4米宽的部分高于两侧，北部与前殿台基顶面相平，南部缓坡向下，在对打破该夯土南部的沟槽的清理过程中，发现该夯土内有成层的石片，与磉墩做法一致，推测该夯土可能为踏道的基础。
前殿台基发现的明代石础
宫殿基址外围夯土的条石边界和散落的螭首石雕
发掘确认了前朝宫殿为前后殿加穿廊的“工”字形结构。在2019年发现后殿的开间为面阔九间、进深四间之后，又确定了前殿及穿廊的开间。发掘共发现到前殿磉墩17个，其中中轴线以西12个，呈三排、四列分布，其中西北、西南两角磉墩为四联磉墩，其余的南、北两排磉墩均为二联磉墩，因此其上柱础摆放的方式应是南北5排、东西5列，建筑开间也应为东西面阔九间、南北进深四间，与后殿相同。前殿磉墩与后殿磉墩之间的距离为44米，中间分布有南北7排磉墩，加上北侧还有一排磉墩与后殿南部一排磉墩位置重合，总计在中轴线以西发现南北8排、东西两列磉墩，对称复原后可知穿廊的开间为东西面阔三间，南北进深七间。发掘发现的明初磉墩均是用一层石片一层土逐层夯筑而成，上部石片层内偶见少许碎砖块。每层连石片厚约15-20厘米，磉墩是与旁边的夯土同时自下而上夯成的。
明初宫殿基址上的磉墩
明初磉墩剖面照
前殿磉墩分四联、二联和单体三类。四联磉墩和单体磉墩均呈方形，两联磉墩呈长方形。四联磉墩边长10-11米，两联磉墩长约10-11米、宽5-5.8米，单体磉墩边长约5.3-5.8米。穿廊磉墩尺寸为边长3.5-4.3米。后殿磉墩也分三种类型，四联磉墩边长约8.4米，二联磉墩长约8.4米、宽约4.1米，单体磉墩边长约3.8-4.2米。2019年在后殿发掘时，未在磉墩上发现任何后续营建的迹象，磉墩附近也未发现与之相匹配的石础。2020年发掘在前殿上发现了四块在磉墩附近的明初石础，均被掀翻在磉墩旁边的深坑内，另外在清代官学建筑的地基中也发现大量被砸碎的石础残块，应是清初营建官学时为整平地基刻意将石础砸碎和掩埋的。
发掘还基本厘清了清代县学南北向院落建筑群的布局，并与文献基本能够对应。
（2）道路的解剖
道路发掘是2015年根据遗址公园展示设计的需要进行的一项紧迫性任务，共解剖5处可能有道路的位置。其中午门外御道上解剖发掘了2处，西华门——东华门间的道路上解剖发掘了2处，西华门——西安门道路上解剖发掘了1处。
午门外御道上在距午门中门洞南缘分别277米和330米处各开一条探沟，两条探沟的解剖，发现了一条清代使用的砖铺道路和疑似明代道路的基础，说明了明初可能确在午门至承天门中轴线上建设了御道，但遭到了后期的严重破坏，清代延续使用了明代的道路基础。西华门——西安门中线上的解剖发掘开20米×2米探沟一条，在现代道路以下便是生土，未能发现明代道路痕迹。但不排除该处明代时期修建的道路被一条正好占压中线的近代水沟完全破坏的可能。东华门—西华门之间道路上共开了两条探沟，分别位于东华门内侧和道路中部偏西处，两条探沟均发现了当地流传的“白玉石大街”，只是该道路年代约为清代时期，其下发现了明代的夯土，但该夯土可能并非道路基础，更可能是明初修城时对于城内南部进行整平的夯垫层，不过不排除明初道路修建在该夯土层上但被后期破坏的可能。
因此，在道路系统的5处发掘中，虽然选择的发掘点均是今天看来必要的交通要道，且也是现代的重要道路，但仍未能发现明确的明初道路或路基。由于被现代的砂石道路所压，无法通过考古勘探从整体上找寻其下是否存在道路，故明初修城时是否已经完成了道路系统的建设，尚无法定论，需要再做工作。
城中偏西探沟内白玉石路-1
城中偏西探沟内白玉石路-2
东华门内侧探沟内白玉石路-1
东华门内侧探沟内白玉石路-2
东华门内侧探沟内白玉石路-1
东华门内侧探沟内白玉石路-2
东华门内侧探沟内白玉石路-3
（3）午门门洞内的发掘清理2016年2月下旬，午门广场及门洞内道路修缮工程开始，为配合工程需要，对午门门洞内进行清理。发掘先后清理了午门中间的三座券门内地面，并对西侧的一个掖门内进行了小面积解剖发掘。清理发现，午门几个门洞内皆存在有或多或少的明初原始地面，均以灰砖铺砌。中间三个主门洞内地面铺法基本一致，但东门洞内在整铺地面下多了一层半铺路面。通过揭露与局部解剖，以中心门洞为例，门洞内现地表为现代铺垫的细沙碎石层，厚约20厘米。其下为一层黄白色细土层，非常坚硬，局部于中间夹杂石块， 厚5-25厘米，呈两侧高中间底表面缓坡的凹形结构。该黄白色细土层下为明代砖铺地面，铺砖方式为：于中部铺设宽约1.2米的主道，主道两侧砖块错缝横铺。主道采用“两顺、两横、两立”的方式对称铺砌，中间两块砖并列顺铺，两侧以一块砖横铺，再于外侧以一块侧竖立砖为界。铺砖的砖缝内均用白色灰浆紧密粘合。经局部解剖发掘还了解到门洞内明代铺砖下的夯土结构，以及城门须弥座下的基石情况。三个门洞内铺砖至墙脚下均留有10-15厘米宽未铺，用作排水沟槽，排水沟槽向北延伸出门洞后后互相连通。城台北侧铺设有散水，散水保存的宽度现有0.4-2.33米，由于后期的破坏，散水的原始宽度无法确定，但从发掘看，原散水的宽度至少超过2.3米。散水的铺设以南北纵向对缝平铺为主，局部存在横铺，横铺部分主要出现在西掖门西侧及东侧的一段以及东门洞以东贴近墙根的部分，其余位置也零星出现有横铺，但无明显规律。散水基本都是单层砖铺设，其下为三合土硬面，非常坚实。
（4）东北角台基础清理
东北角台的清理是配合东北角台保护修缮工程进行的抢救性清理，从3月中旬开始至4月中旬结束。清理工作完整揭露了东北角台的土芯和周围包砖的情况。角台北、东呈直角，分别与北、东城墙连接，外缘与城墙共有同一条边壁。角台内缘存在两道转折，使得角台整体形状呈曲尺形。以外缘计，角台北边长44.3米、东边长44米。内折角处东西宽15.6米，南北宽15米。内以夯土作芯，经过多年的破坏和水土流失，现夯土顶部呈覆斗状，其下各面呈陡坡形，每面夯土至包砖下夯土基座表面高约4-6.5米，土芯为黄褐色粘性生土逐层平夯而成，每层厚约10-20厘米，夯土内未见遗物，夯实紧密，非常坚硬。夯土外围为包砖层，包砖底部为夯土基座，表面坚硬平整。砌筑基部以石块构筑边缘，石块共有7层，高0.9米，最底层出沿10厘米，平铺上砌包饰边缘，其内填砖。石块以上全部以砖砌筑，略斜向内收。从残存的包砖基础可以看出，包砖内面随夯土形制向上斜收，与夯土结合非常紧密。包砖厚度3.4—4.4米不等，接近夯土的部分，约2米宽主要使用残断砖填砌，用黄泥浆做粘合剂。外缘包砖，约2米宽主要使用整砖砌筑，规整严密，以白色灰浆做粘合剂，坚固紧密。
（5）东南角台基础清理
东南角台的发掘清理紧接在东北角台之后，由于时间、发掘面积等限制，根据凤阳县文物管理所的安排，先在东南角台遗址上挖一道南北向探沟，探沟将夯土外近代扒砖形成的砖、灰渣层全部去除，揭露到夯土即停止。随后对探沟进行了拍照、绘图等记录。在探沟发掘完后，施工队根据发掘出的夯土边界和倒塌、废弃堆积的情况将整个角台四周的近代废弃堆积基本去除，再由考古工作人员细致清理角台周边的包砖基础。东南角台大面积的考古清理从2016年5月30日开始，至8月5日结束。除去阴雨天，经过48天的努力，完成清理。共获取立面、剖面、平面等图纸资料30余张、照片数千张、字砖拓片200余份，并详尽记录了东南角台的残存基础情况。
东南角台与东北角台一样，由中心夯土和外围包砖组成。不同的是，东南角台的包砖部分存在严重的变形、错位现象，且在东南角台的南、北两侧各有一处附加在城墙内侧的建筑。推测其西侧为马道，北侧可能是军士值房类建筑的基础。以外缘计，东南角台东西长43.5米，南北边长44米，内侧西北部向内折角，折角处东西宽14.95米，南北宽15.85米。夯土芯亦呈覆斗状，土芯由黄褐色、灰褐色和红褐色三种生土夯筑而成，夯层清晰，夯层厚度为20-30厘米每层，夯土紧实，但内含较多料姜石，与东北角台相比略显疏松。包砖下有夯土基座，经勘探约有8米深。角台各面包砖均在底层铺砌石块，从第二层开始用砖砌筑，但外围仍用条石包砌数层，条石包砌部分在各面并不一致，层数从二层到四层不等。每边石条在底部有出沿设计，出沿宽度约10厘米，多数只有一层出沿，有的位置有出两层沿。包砖部分各面用砖、砌法均不一致，西侧多全部使用整砖，东、南侧仅边缘使用整砖，内部大量填以碎砖，北侧则外围整砖和内部碎砖约参半，与东北角台各面基本一致的情况不同。在使用粘合浆料方面也不同于东北角台。东南角台城台包砖在东、南两面均只使用灰浆粘合，其他各面则基本为内部泥浆、外围灰浆约各占一半的做法。包砖厚度为3.2-4.4米不等，在东南、东北部角台的内角与城墙结合部包砖最薄，约1.9米。
东南角台存在严重的基础下沉和向往位移的情况，其东部包砖基础向外弧鼓，西侧包砖存在多处错位裂隙，最大错位处达1.2米，西北角的包砖基础存在因位移形成S形弯曲的现象。各面包砖基础底部皆有不均匀沉降。
（6）西华门城台顶部的清理
西华门顶部的清理是在西华门城台的保护性维修过程中发现城台顶部存在大量砌砖后，进行的抢救性考古清理。清理工作从2016年8月9日开始，至9月10日结束，历时33日。清理结束后进行了绘图和航拍，并对发现的字砖进行了拍照和拓片。清理发现，西华门城台顶部残存的铺砖并非城台的原始顶面，推测是砌筑城台时收顶的砌体。从该砌体的形态和其下暴露的夯土及排列有序的砖柱等可以大致复原出西华门城台的结构组成和砌筑程序。清理后城台顶面能够观察到的城台组成部分有：城台外围包砖、城台内部夯土芯、夯土中的三排八列砖砌构造柱和城台顶面残存的收顶砖砌体。
西华门城台顶部的大面积三合土硬面
城台顶面南北长69米，东西宽35.5米，包砖分布于城台四周，合围成长方形，西部包砖则与其两侧的城墙结合为一体。北侧和南侧包砖宽度约3.4米、东侧包砖宽3.8米，西面包砖与城墙顶面基本等宽，约6.4米。四周包砖因早年坍塌损毁，维修时已对缺损处做了补砌，形成一周平台，但仍低于城台中部夯土顶面约1米。清理时只能观察到贴近夯土芯的部分原始包砖，北、西两侧可见的原始包砖均以白灰粘合，南面贴近夯土的部分为泥浆粘合，宽有0.4-0.6米，东侧原始包砖多为白灰粘合，夹有少量泥浆粘合的，但无明显分布规律。
西华门城台顶部清理出的砖砌构造柱
城台内夯土呈黄褐色，土质坚硬，夯打坚实。夯土高出周边维修形成的包砖平台约1米，夯土顶面呈外围底中心高的漫坡状。夯土之上零散分布有城台收顶时的砌筑的铺砖，夯土内部有排列整齐的三排八列砖砌构造柱。构造柱为砖砌，共三排八列共24座，嵌于夯土之内，方正整齐，每排每列的柱边基本都在一条直线上。南北向八列中，最南一列和最北一列结构上基本一致，在柱体的南北宽度上较中间六列更宽，为4.65-5.1米，中间六列柱体南北宽度多在2.2-2.7米之间，亦即南北两端构造柱的柱体宽度约为中间各列的一倍。每个砖构造柱的砌法基本相同，每层砖均为平铺砌筑。周边一圈用单块砖一顺一横构筑边缘，上下层错缝砌筑。其内每层砖块基本顺一个方向铺砌，上下层采取横顺交叠法砌筑。用砖以整砖为主，但也夹杂有一定数量的碎砖块。中间四列的砖柱的每列分布与其下的城门隔墙、门垛包砖存在着对应关系，可能在砌筑时与其下的门洞隔墙或城门垛包砖相连。而其余四列落在两边的土垛上，从东华门的清理看，其城台土芯内未见砖柱，这几列砖柱可能只是埋在夯土芯上半部内。推测这些砖砌构造柱的作用一是作为顶部城楼的承重基础，而是消解城台内夯土膨胀形成的压力，使城台本身更加坚固。
西华门城台顶部清理完毕后航拍图
（7）东华门城台基础的清理东华门是明中都宫城的东城门，经过文革时期的扒拆后仅剩两座高大的土墩。2016年，东华门遗址保护修缮工程开工，为了配合工程保存下更多的文物信息，对东华门城台基础进行了抢救性清理。考古清理从2016年8月6日正式开始，至2017年1月7日除中、北两个门洞内地面未清理外，其余部分均清理完成。2017年6-7月，完成对东华门北、中门洞内清理。
根据城台整体包砖的分布和北半部的尺度，可以复原出东华门城台的基本形制。城台呈长方形，门向为磁北99°，子午93.6°，与明中都城的中轴线垂直。城台南北跨度约71米，东西进深36.6米。两端连接城墙，城墙与城台外立面齐平，墙基宽度约8.6米。在城台南部，贴城墙内侧发现一排平行于城墙的包砖，包砖与城墙内侧墙面间填筑夯土宽约3.8米。该包砖与东南角台北边贴城墙内侧的包砖连接成一个整体。但东华门南侧包砖内的夯土向南至37.2米处消失，与东南角台北侧包砖内的夯土可能并不相连。根据该夯土及其南部西侧的一片碎砖、白灰夯层判断，该处应是马道的南部起始处，测得马道长度共约41.3米。
东华门城台结构示意图
东华门城台基础清理后航拍图
东华门城台南、北墩台内的夯土芯保存高度约8米，夯层清晰，每层厚0.18-0.2米。夯土主要采用素土夯筑，但在与包砖结合处存在有厚度约0.1米的夹砖夯层，这部分夯土的存在曾使得王剑英先生在调查明中都的时候误以为东华门内的夯土都是每层内夹有砖块的。夯土外围的包砖厚约4.8米，包砖底部垫有两层石块，下部边缘包砌石条。边缘条石底座共有6层，约0.9米高，最下部石条出沿0.1米。包砖靠近夯土的半部均为泥浆粘合，外围半部以白灰浆粘合。由于夯土重力挤压，东华门两侧门垛包砖布方较多破裂外移，尤以南半部为甚。西面以垂直水平线外移0.67-1.2米，裂缝0.5-0.6米左右，东侧外移3.25米，裂缝0.93米。
东华门城台基础清理后航拍图
东华门北墩台及门洞俯瞰
东华门的三个门洞为东西走向，中间门洞宽度4.5米，两侧门洞各宽4.2米。发掘发现东华门中间门洞于北侧门洞在早年被用砖封堵，推测可能是城址罢建后将三门缩减成了一门。南门洞一直延续使用至今，其内发现两层道路，上层道路即为清代的白玉石路。下层道路年代更早，并在东侧发现一个与其同时的铁质城门。东华门北、中两门洞内堆积均清理至与城台下的条石基础齐平，除了中门洞多了一层灰渣层外，其余堆积层基本一致。两门洞内均未发现明代的地面痕迹，更无像午门门洞内的铺砖地面。从条石基础向下，门洞内的夯土极为坚硬，为灰褐色三合土，坚硬如石。该层夯土硬面上有4-5层堆积，其中最上层为本次修缮城门时造成的渣土堆积，其下为城台扒拆时的地层，叠压在门洞封堵砖的内侧，再下为城门封堵前的堆积层，被城门洞内的封堵砖所叠压，应是城门修筑时城门洞内的垫层。通过发掘基本可以还原东华门北、中两门洞内的地层堆积过程。但本次发掘始终未发现门洞内原始的铺砖地面或其他形式的地面痕迹，推测由于洪武八年明中都的罢建，在罢建时东华门的门洞内可能已经夯垫了路面基础，但还未铺设路面。
东华门南门洞内清理出的“白玉石”路面
（8）窑址发掘窑址区位于皇城西南禁垣内，2015年考古勘探时在该处发现一批布列整齐的窑址，共180余座，整齐排列于西禁垣墙与宫城西护城河之间偏南部的南北长330米、东西宽220米的范围内。2017年5月开始对窑址区进行了尝试性发掘，发掘了其中4座窑址。4座窑址均为馒头形窑，方向一致，窑炉在西，操作间位于东边。窑址修建时先在地面上挖地穴做出窑床、火膛和操作间，操作间与窑室之间在地下掏挖出火道。地面以上的窑墙等设施现已基本无存，保存的主要是原地面下的部分。窑址均由窑床、火膛、火门、火道、烟室和操作间等组成，其中有两座窑炉共用同一个操作间。两座独立窑址的窑室直径分别为2.85米和2.9米，两联窑的两个窑室均偏小，直径皆为2.3米。4座窑址的窑壁、窑床特征相似，窑壁均用2-3厘米厚的细粘土人工夯打在生土壁上，已烧结成红色硬面，壁面上有密集的圆形夯窝，夯窝直径约为4-5厘米，深约1-2厘米。窑床均为不是很硬的青灰色烧结面，烧结厚度较薄。窑室东部为火膛，火膛平面呈扇形，底部为烧结的红烧土面，比窑床低0.5米左右，底部略呈斜坡状。烟囱皆位于窑室西侧，平面呈近椭圆形，南北宽0.6-0.85米，东西深0.55-0.7米，烟囱为在窑室外挖一个深坑，烟囱与窑室连接处，竖立三块城砖，形成四个出烟孔。三块立砖上平铺三层城砖，有的用生砖坯代替城砖。火膛与火门间有一条在生土下掏挖成的通道，其中有三座还在通道内用城砖券顶。废弃后砖被取走，局部仍残留有砖痕，通道长约1.25-1.8米，宽约0.6-1米，残高1-1.2米，火门外砌有挡火墙。操作间位于火门东侧，地穴式，近长方形或椭圆形，Y2与Y3共用同一操作间。操作间底部靠近火门处有大量黑灰，底面局部垫有砖块。操作间东端坡道上设有4-6级台阶，因长期踩踏破损，台阶不很规整，宽为0.35-0.7米。发掘还在窑址周边发现了19处柱洞，推测窑址使用时曾在其上搭盖过临时性建筑。窑址操作间内出土有瓷碗、瓷盘、瓷盏、铜钱等遗物10余件。
窑址俯瞰图
窑址航拍图
窑址航拍图
窑址位置图
Y1窑室，壁面夯窝清晰
Y1窑室，壁面夯窝清晰
Y2、Y3共用同一个操作间
（9）护城河、金水河发掘东北护城河处的发掘解剖了护城河、宫城东墙北端和城墙与护城河间的河岸。护城河的河口距城墙约35米，河口宽约50米，河底距西岸深6.3米，河道内现有淤积土3.3米厚。河道两壁呈缓坡状，西壁缓坡上部有两层平台，东河坡近底处见有5级台阶，未见砌筑驳岸。护城河与城墙之间的河岸经过人工铺垫平整，垫土厚度0.1—0.8米。东河岸上未发现垫土，但发现一条与护城河斜向相接的涧沟。此涧沟有可能是北侧万岁山的泄洪口，山洪爆发时由此处倾斜至护城河，但山水含大量砂土，该处护城向南100米处设有一座滚水坝，砂土由此淤积，这可能为护城河东北角被淤实的主要原因。
金水河发掘选取宫城内中西部的金水河三岔沟处发掘，目的是为了确定该处金水河向北岔出的支沟是明初的原始水系还是晚期居民挖掘的排水沟或灌溉沟，同时了解金水河原始的宽度、驳岸等结构信息。该处发掘从5月份即开始，因地下水位高，出水量巨大，工作开展十分困难，至2018年1月才结束。从已知的情况看，皇城金水河主道从此处由东西向向南转折为南北向，该处金水河挖掘在原生土面上，河道两壁成坡状，未砌筑驳岸。河内淤积有明、清和近代层，上世纪60年代时被人工填埋。与其相接的北岔沟开口层位与金水河主道相同，亦为直接挖在原生土面上，与河道内堆积一致，无打破迹象，因此可能与金水河主道同时挖掘而成，也应是原始河道。金水河的河道内出土较多石雕、瓷片、琉璃瓦、城砖和晚期铜、玉器等遗物。
（10）承天门遗址发掘
承天门遗址于2015年进行了初步试掘，2016年揭露了城台西部包砖，2017年在土地征迁结束后揭露出了城台的完整形制。发掘在了解城台的外部形制的同时，也探析了承天门的建筑工艺和兴废过程。发掘揭示，承天门为三券过洞式城门，城台呈与中轴线垂直的长方形，东西长共95.4~95.6米、南北进深约22.85米。三个门洞居中，残留有少量边壁，大多仅残存边壁痕迹，东、西门洞的宽度均为4.55米，根据中门洞东部门枕石础上的石灰印痕复原出中门洞的东边门槽及门洞位置，依此测出隔墙宽度，于西侧对称复原后，推测出中门洞的宽度约为5.12—5.17米，与午门中门洞的宽度亦基本相等。
承天门门洞清理后航拍
承天门的城台为内部夯土作芯外围包砖的结构。土芯现保存高度约2.5~3米，夯土为一层砖瓦一层土。使用的城砖尺寸多数为明中都城中最常见的一种，长约40、宽约20、厚约11厘米。较多砖于端头带有砖文，内容多为字号或军队职官姓名。承天门城台的夯土芯边缘基本垂直，外侧包砖宽约4.8—5.4米。外围包砖贴近夯土部分以泥浆粘合，外半部分则以灰浆粘合。砖的砌法采用向心式平铺直砌，相邻叠层错缝处理。与宫城的午门、东华门、西华门不同，承天门城台砖砌体的最底部除了在门洞南部边缘部分和城台边角使用了条石做基础外，其余部位均未见条石，而是直接用城砖垒砌。砌砖从第二层开始，向上为墙面。墙壁较第一层砖基内收约10厘米。包砖部分经过后期人为破坏，多数部位只残存有一层砖基，局部存在六七层砖砌体。从解剖得知，承天门城台的包砖及其夯土芯都坐落在一个较城台更大的夯土平台上，平台的夯土也为一层砖瓦一层土夯筑而成，该夯土平台下挖有基槽，基槽范围较平台略小，但也大于城台，深度约0.7米 。基槽内填筑的也是夹砖瓦的夯土层，但砖瓦分布相对松散。城台两侧连接有城墙，即应为“禁垣”墙,城墙外边与城台的南边壁相齐平，与宫城西华门、东华门等一致，城墙底部一层砖向两侧各出边约10厘米，其上的城墙实际底宽6.65米。从西侧城墙残存的大面积砖压痕可见，城墙应全为砖砌，其内未用夯土作芯。城墙直接砌筑在平整坚硬的夯土平台上，该平台与承天门城台下的夯土台连为一体，平面相同。本次发掘在城台两侧城墙上还各发现一个偏门，基本对称分布。西偏门在距城台西边壁5.3米处，门洞南边口处用一层白色条石做基础，其余部位未见条石。门洞两壁仅余有砖痕，门洞内砖壁底层砖向内伸出约10厘米的边沿，其上为原洞壁，门洞宽度约3.93米，门槽深34厘米，因边壁损毁，门槽长度已不能确知，门槽后有无门闸也不能确定。东偏门位于城台东侧的城墙上，距城台东边壁5.15米，仅在中部门槽处及门槽北侧残存了少许叠压在原门洞壁上的石灰凝结层和砖壁底层砖向内出边的部分。据此残迹测得其门槽处的门洞宽度为4.61米，门槽深度也为约34厘米，门洞宽度3.93米，与西偏门尺寸几乎完全一致。发掘从夯土平台的南侧见有一条水沟，沟宽1—2米，应是修筑城台与城墙时临时挖掘的排水沟，在城门完工后填平。
承天门城台北侧红色条石包筑的夯土台
承天门城台东侧的院墙遗迹
在承天门东侧有一处院落，发掘清理出了其中一段院墙、沿墙的房址及墙外排水沟等遗迹。该院落方向与中轴线略有偏角，约为磁北方向10.1°，其西院墙西距承天门城台东边缘17.1—17.5米，墙宽约1.2米。解剖显示，该墙在明初原生土上起建，建造前先在砌墙处铺设两层垫土为基础，铺垫高度约0.3米，再在铺垫土上建墙，墙以夯土作芯，外用小砖贴面，墙脚部位则用小砖错缝平铺砌成，砌法基本为五顺两丁，其上墙体两侧仅以砖贴面，贴面砖侧立贴于夯土墙面上，每两块面砖之间以一块立砖丁砌嵌入土墙内，上下层错缝铺贴。承天门城台东侧的院墙遗迹
该院墙向南延伸后向东折转，但已经不见南墙。发掘观察到，该院墙建造年代早于承天门和禁垣，其南墙应是在修建禁垣墙时被拆掉，并在原南墙的内侧位置重新筑建了南墙，重建后的南墙与承天门城台南边缘应在同一直线上。从残留的一排仅剩约10厘米的残砖端头上的印痕可以复原出重建后的南墙内边，推测出重建后的南墙宽度约2.4米，其与城台东侧的禁垣墙在西院墙西壁处相接并合为一体。解剖发现承天门城台及禁垣墙下的夯土平台在院墙的西侧叠压了西院墙的墙脚，平台以下的基槽则紧贴着院墙西侧开挖，基槽口部东边线距离院墙的墙脚约30厘米。东部院落原南墙的确切位置已经难以确认，可以确定的是其原先是超出禁垣南壁的，其墙外原修建了一条沿墙的排水沟，沟南部由于是遗址公园的南墙而未发掘到沟的南壁，沟的北壁有用砖垒砌的驳岸，且可能在与原南墙间的地面上用砖铺设了散水。在可能是院墙南墙南壁的位置发现了几块成排的平铺小砖，与院墙基础的处理方式相似，推测可能是院墙原南墙边的残迹。
重建南墙应与修建禁垣墙同时，其建造工艺也同于承天门和禁垣。拆除原墙后挖出基槽，基槽南北宽度约5.9米，西侧开口约在西墙东壁外1.1米处。基槽深约0.6米，槽内夯填3层夯土，夯层也为一层砖瓦一层土，每层厚20-25厘米，但较城台和禁垣墙松散，用砖较少。基槽填平后又在原生土面上夯垫了两层夯土，形成平台，再于其上修筑院墙。基槽上共有两个夯层，也为一层砖瓦一层土夯筑，层厚18—20厘米，厚度共约0.4米。填筑夯土时在原院墙西墙南端和南墙处对原墙基垫层进行了削挖，形成向内的坡壁，原墙基仅存了外缘少许部分。
在发掘区的东北部，发现一处与院墙连接的房屋基址，房址南北向，西墙外壁与西院墙外壁在同一个面上。房址基础已经遭受严重破坏，墙基底部顺地势北高南底，南部墙基保存稍好，北部大多只有印痕和少许几块基砖。从南部看，该房址西墙底宽0.68米、南墙底宽0.82米，墙两壁外缘用略大于院墙砖的薄砖平铺顺砌，墙芯则以残断碎砖填砌，并在墙内每隔一定间距埋设方石板作为柱顶石。房址残存南北长度5.2米，仍向北继续延伸，东西通进深为8.46米。从残存的三块柱顶石可知房屋进深共为约等深的两间，并测算出其最南一间的面阔约为4.2米。该房址可能为院落位于该处的门房，或沿墙的偏屋建筑。
承天门遗址发掘中还发现了明代晚期至近代的一批生活遗迹，包括有水井、道路、房址、灶址、排水沟、窖穴等。
水井主要分布在承天门城台东南部，共5口，大致呈一条线分布在城台、禁垣墙和院落南墙的南侧，该处原有成排的近现代建筑，发现的水井多位于这些房屋的北面，从开口层位看，这些水井均打破了城台和城墙下的夯土平台，又被上面的一些晚期地层所覆盖，由此可知这些水井是在城台、城墙被扒拆之后附近居民在此挖掘的，其中一口水井与其旁边的灶址伴存，因此该处在城台、城墙扒拆后存在房屋建筑，只是这些建筑后来毁掉了，并在其南边又建造了新的近代房屋。水井有土壁与砖壁两类，井内径0.68—1.4米，均未清理至底，其中2口井内壁采用砖券，券砖采用的主要为残断城砖。
房屋基址主要发现于城台西北、西侧与西南侧，房址沿城台分布，一般与城台约有1米余的间隔，应是用于排水便利，从发掘揭示的多处断面可见，这些房屋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发展变迁，局部存在四五层墙基相叠的现象。与房址同时发现的还有房址内的砖铺或石铺地面、房外散水等，房屋的墙、地所用砖石均为中都城内明代修建皇城的城砖、基石和铺地石板。从地层叠压关系看，城台西北、西部和西南
灶址共发现5处，其中4座发现于城台西部的房址中，1座位于城台东南侧的水井旁。灶址多只余下最下面的灶坑，并残留有部分砖砌的灶圈或锅台底部。灶坑经过火烧，周圈形成较厚的红烧土。
道路发现有两处。其中一条道路位于城台东北侧，该路在城台东北角向西北方向延伸，似为朝中轴线而去，另一端向东南延伸至禁垣墙前再沿墙内侧向东延伸。该路宽约1.6米，路面用大城砖铺设，以残断砖为主，但铺设十分考究。从路的走向和路面以上的地层看，该路修建于城台扒拆之前，并在城台扒拆时毁弃。该路还叠压了城台东侧院落墙的倒塌堆积，说明该路修建时该院墙已经倒塌。另一条路位于城台西侧禁垣偏门北侧，路面东侧为依靠城台的房址，房址与路面间保留有1.1米的散水，该路面随着北侧房址地面的累积升高而加高，经过多次铺垫，路面向南延伸与偏门洞中的地面合为一体，并在门洞内呈现北高南低的坡状。
承天门遗址东部考古发掘现场航拍照
承天门遗址发掘区正射图
承天门遗址航拍图（镜向西南）
（11）外金水桥遗址发掘承天门遗址发掘区正射图
承天门遗址航拍图（镜向西南）
外金水桥是皇城午门外按皇家规制营建的明初最高等级桥梁，是明中都中轴线上重要的礼仪建筑。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为配合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故宫博物院合作发掘了明中都外金水桥遗址，发掘面积约1600平方米。
明中都外金水桥发掘区鸟瞰，镜向北
外金水桥遗址航拍图
外金水桥发掘遗迹正射图
桥区以东的河道较桥区河道浅窄-镜向东俯视
外金水桥中组西桥砖拱券内的扒钉-镜向东南
外金水桥中组主桥的西券脸-镜向西
外金水桥下的河道海墁砖
外金水桥券脸石榫槽内熔铁垫缝
桥区河道底部高低结合处，镜向西
桥区西侧河道与桥区河道结合部设置节水闸和引水坡-镜向西北
外金水桥残存的中组主桥西券脸和西桥的两侧券脸-镜向西北俯视
外金水中组西桥券脸-镜向东
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砖、瓦等建筑构件和少量残瓷噐、铜钱等遗物。部分桥券的券石和桥下石条基础上发现有墨书文字，隐约可见有“东廊下……”、“院？右 宗下徐”等字样。砖多为大城砖，还有少许用于衬垫或填缝的小薄砖，驳岸、桥址的用砖有较多带有文字，书写方式与承天门的发现相同，如“木字九号”、“总旗张保”、“火字六号总旗张成”等。瓦主要来自河道内倾入的建筑垃圾，有琉璃瓦和素瓦，以琉璃瓦为主。部分琉璃瓦带有朱书或戳印铭文，如戳印“萬字一号”、朱书“浮梁县廿一都 （寿）字五号南匠王原七”等。
外金水桥出土字砖-1
外金水桥出土字砖-2
外金水桥出土字砖-3
外金水桥带字石券
发掘完整地揭示了明中都外金水桥的桥梁结构、建筑工艺、以及河道水系调节、驳岸和桥梁营造特点，为研究中国古代桥梁发展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发掘明确了明中都外金水桥的数量、位置和尺寸，纠正了以往对外金水桥数量的揣测，丰富了对于明中都中轴线的认识，不仅为遗址公园建设中金水桥的保护、展示提供了科学依据，也对研究明清都城和陵寝的金水河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三）明中都遗址考古发现的重要意义
自王剑英先生1969年发现并研究了明中都以来，明中都遗址开始被人们所认识，并受到学界广泛重视。其后，单士元、徐苹芳、杨宽、孟凡人、刘庆柱等先生无不把明中都看作为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来。单士元先生认为“中都宫殿是将几千年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帝王宫殿规模，作了概括的总结，制定出一套完备的封建帝王宫殿的蓝本”。杨宽先生认为明中都虽然没有最后建成和使用，但其“对后来明成祖重建北京有着直接影响。”孟凡人先生则赞许：明中都的往日辉煌，“在中国古代都城营建史中独放异彩。特别是明中都的形制布局，宫城皇城的规制和配置，承上启下，开一代新制，至关重要。因而明中都就成为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都城形制布局及其发展演变规律不可替代的主要环节之一。”刘庆柱先生也指出明清都城研究的重要性，“明清都城是中国古代都城的‘集大成’者，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掘与研究中的‘终点’是明清都城，没有明清都城的考古研究是不完整的中国古代都城研究”。而明中都所处的位置正是处在明清都城制度的起点，是开创一代制度先河的关键节点性遗址。
圜丘遗址
对于明中都遗址来说，它的自身价值还不仅体现在其处于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上承上启下的节点上。还在于它是于生地起建，是古代都城规划思想的一次理想化实践。其建筑大多建成或已经建设了基础即告罢建，未曾作为都城使用的特点使明中都的建筑在建造时间上较为单纯，对于研究规划理念和制度更具价值。正因理想化的规划和实践，明中都遗址被学术界高度重视，其规划甚至被称为完美，常被誉为最有价值的城址之一。此外，明中都内在的规划和营建制度对于理解明中都的设计和建造者的政治意图，甚或对于理解明初清洗淮右功臣和罢建中都等历史事件也能提供新的视角。而明中都所建造的明初官式建筑的形制、技术工艺也是建筑史方面研究的重要材料。
明皇陵遗址
二、考古遗址保护、展示、利用情况
（一）遗址保护
1、本体保护
（一）遗址保护
1、本体保护
凤阳县城市用地规划图
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图
环境整治显成效
主要修缮、保护、展示工程
成立明中都考古工作站
（1）实施完成了东华门及东南、东北角楼遗迹本体保护工程并通过了安徽省文物局组织的竣工验收。
东南角台修缮后美景
东华门门洞内白玉石路展示
（2）实施完成了皇城西华门及西城墙抢救性修缮工程，该项目通过了省文物局组织的专家验收。
西华门门洞点亮后
（3）明中都皇故城午门须弥座石雕保护工程施工进展顺利。
午门保护
明中都午门前傍晚时分
明中都宫城午门美景
（4）启动明中都西北角楼及部分城墙遗址本体保护工程。
（5）启动了明中都安防系统的铺设工程。
（6）实施完成了外金水桥遗迹的临时加固和维护工程。
（5）启动了明中都安防系统的铺设工程。
（6）实施完成了外金水桥遗迹的临时加固和维护工程。
部分遗址保护修缮前后对比
明中都宫城内油菜花田
飞机为花草洒药
宫城内花卉拼图（马娘娘）
2、遗址维护和监测
（1）日常巡查：每天有专人进行全园人工遗址巡查，登记巡查记录，并附有照片。
（1）日常巡查：每天有专人进行全园人工遗址巡查，登记巡查记录，并附有照片。
宫城南护城河外美景
（2）文物本体形变观测：我园与安徽省质量监督总站对西华门、西南角楼、午门等地面遗迹进行了地质裂隙和形变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实施遗址加固保护工作；
（3）安防技防：通过摄像实时监控，及时避免游客对遗址的损害，保安巡逻大队不间断巡逻。
（3）安防技防：通过摄像实时监控，及时避免游客对遗址的损害，保安巡逻大队不间断巡逻。
西禁垣北部美景
（二）遗址展示利用和宣传
截止2020年12月30日，接待入园游客约 80 万人次。
截止2020年12月30日，接待入园游客约 80 万人次。
2017年11月27日，“游中都，读明史”凤观凤阳全媒体行活动开启。
县老年大学参观外金水桥发掘工地
安徽大学师生一行参观明中都考古发掘工地
2018年10月21日，明史专家南炳文、毛佩琦等在明中都外金水桥遗址考古工地参观考察。
“大家写凤阳”第二季“行走淮河岸，探秘凤阳山”作家采风团到凤阳采风。
1、文旅合并，大明旅游公司负责遗址公园的开放运营工作，游客中心投入使用，并招聘培训了明中都专职导游。
2、开展“爱中都、见行动”活动。凤阳县委、县政府组织开展“爱中都 见行动”万人主题实践活动。县级领导与县直各单位、所属二级机构及各级文明单位全体人员、府城镇、各社区全体干部及社区居民代表，一起前往明中都皇故城遗址公园，捡拾垃圾碎石、靓化景区环境。此次活动旨在树立全民环保的理念，通过宣传和实际行动唤起更多人的环保意识，让大家养成不随手乱扔垃圾、自觉爱护美丽家园的良好习惯。
3、加大宣传力度，与凤阳县县委宣传部、安徽省电视台、文汇报、安徽日报等媒体合作，配合制作相关宣传活动。
2、开展“爱中都、见行动”活动。凤阳县委、县政府组织开展“爱中都 见行动”万人主题实践活动。县级领导与县直各单位、所属二级机构及各级文明单位全体人员、府城镇、各社区全体干部及社区居民代表，一起前往明中都皇故城遗址公园，捡拾垃圾碎石、靓化景区环境。此次活动旨在树立全民环保的理念，通过宣传和实际行动唤起更多人的环保意识，让大家养成不随手乱扔垃圾、自觉爱护美丽家园的良好习惯。
3、加大宣传力度，与凤阳县县委宣传部、安徽省电视台、文汇报、安徽日报等媒体合作，配合制作相关宣传活动。
明中都遗址公园夜景
4、配合文化与自然遗产日安徽主场活动，开展相关宣传与公众活动。
5、在考古工地围挡等处设置长期展牌，介绍明中都遗址情况及近年来的考古工作。
6、开通明中都考古微博账号，及时分享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和发现；运营“明中都考古”微信公众号，从2018年6月份开通以来陆续推送文章，主要为宣传明中都遗址、分享考古工作动态信息、介绍相关研究成果等。
7、考古工作队推出义务讲解员活动，组织队员为公众做明中都遗址及考古的义务讲解。
8、由中共凤阳县委宣传部、凤阳县文化和旅游局、新浪安徽主办的“考古新发现·探秘明中都”活动在凤阳县举办，此活动在前期通过微博、微信等平台，面向社会招募了众多探秘者。在为期两天的时间里，探秘者们和考古领域的专家学者一起，以“探秘古城、追溯历史”为主线，深度体验凤阳的文化，了解明中都600多年的传奇故事，共同追寻“明中都”的前世今生，本次活动荣获了“2019安徽互联盛典文旅创意营销奖”。
5、在考古工地围挡等处设置长期展牌，介绍明中都遗址情况及近年来的考古工作。
6、开通明中都考古微博账号，及时分享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和发现；运营“明中都考古”微信公众号，从2018年6月份开通以来陆续推送文章，主要为宣传明中都遗址、分享考古工作动态信息、介绍相关研究成果等。
7、考古工作队推出义务讲解员活动，组织队员为公众做明中都遗址及考古的义务讲解。
8、由中共凤阳县委宣传部、凤阳县文化和旅游局、新浪安徽主办的“考古新发现·探秘明中都”活动在凤阳县举办，此活动在前期通过微博、微信等平台，面向社会招募了众多探秘者。在为期两天的时间里，探秘者们和考古领域的专家学者一起，以“探秘古城、追溯历史”为主线，深度体验凤阳的文化，了解明中都600多年的传奇故事，共同追寻“明中都”的前世今生，本次活动荣获了“2019安徽互联盛典文旅创意营销奖”。
2019年探秘明中都 考古新发现活动
9、做公众考古的讲座。在2019年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之际，开展“考古进校园”活动，明中都考古领队在安徽科技学院作题为《明初三都的传承与凤阳的历史地位》的专题讲座。2019年9月1日，受上海博物馆邀请，在上海博物馆为公众作题为《明中都的传承与创造及其影响》的学术讲座。
2019年在安徽科技学院讲座
2019年在凤阳县博物馆做讲座
（三）交流与合作
1、2019年3月28日，参加中国文物报社在北京举办的“2018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终评会”，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汇报明中都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
2、参加各类学术会议。2019年8月20日，由中国明史学会主办，凤阳县政府、朱元璋研究会承办的“第二十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元璋与明中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凤阳县举办，会议上明中都遗址考古队做了“明中都的考古发现及其史料价值”的学术报告。8月28日，明中都考古项目负责人参加中国考古学会在郑州举办的“中国考古·郑州论坛”，与部分与会学者交流了明中都遗址的考古情况。10月17日-10月24日，应浙江良渚“首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文化艺术周”活动之邀，在大会上做了“明中都的价值及考古发现”学术报告。2019年10月25日-27日，明中都考古项目负责人参加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考古学会建筑考古专委会成立会议及黉门论坛”，并做了”明中都的建筑考古实践与思考”的学术报告，和与会学者交流了建筑考古的工作实践和方法探索。11月7日-11月8日，明中都考古项目负责人参加由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委员会在广西桂林举办的“第七届中国公共考古桂林论坛”，并在大会上做了“明中都与凤阳的城市发展”的主题发言。
3、与北京化工大学合作，对明中都外金水桥遗址出土的铁件、灰浆和土样进行了检测分析研究。
4、与武汉数文公司合作，建立了明中都遗址地理信息系统和考古资料数字化平台。
5、承办安徽省文物局主办的“明中都考古发掘及遗址公园建设研讨会”，邀请来自都城研究、考古、规划、古建筑、文物保护方面50余位专家为明中都遗址考古和遗址公园建设提出宝贵建议。
6、与中国科技大学合作对明中都遗址出土琉璃瓦开展检测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已陆续在刊物上发表。
7、与安徽大学合作对发掘出土的灰浆开展检测研究，目前仍在实验阶段。
8、继续与山东大学合作开展明中都遗址考古发掘的数字化工作。
三、明中都遗址考古发掘过程（发掘大事记）
明中都废弃之后，凤阳县治在清代移入皇城，从此当地百姓将皇城称为县城，延续至今。机缘巧合，1969年明史专家王剑英先生下放到凤阳五七干校，发现了明中都皇城。并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和考证工作。1981年，结合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王剑英先生再次来到凤阳，对明中都城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做了大量的测绘记录。根据文献研究和调查情况，王剑英先生先后出版了两部著作，分别是《明中都城考》（1975年）和《明中都遗址考察报告》（1982年）。推动了学界对于明中都的全新、全面认识，促成了明中都遗址的保护。其后，安徽省文物部门也陆续针对明中都开展了一些考古工作。
1、2019年3月28日，参加中国文物报社在北京举办的“2018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终评会”，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汇报明中都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
2、参加各类学术会议。2019年8月20日，由中国明史学会主办，凤阳县政府、朱元璋研究会承办的“第二十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元璋与明中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凤阳县举办，会议上明中都遗址考古队做了“明中都的考古发现及其史料价值”的学术报告。8月28日，明中都考古项目负责人参加中国考古学会在郑州举办的“中国考古·郑州论坛”，与部分与会学者交流了明中都遗址的考古情况。10月17日-10月24日，应浙江良渚“首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文化艺术周”活动之邀，在大会上做了“明中都的价值及考古发现”学术报告。2019年10月25日-27日，明中都考古项目负责人参加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考古学会建筑考古专委会成立会议及黉门论坛”，并做了”明中都的建筑考古实践与思考”的学术报告，和与会学者交流了建筑考古的工作实践和方法探索。11月7日-11月8日，明中都考古项目负责人参加由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委员会在广西桂林举办的“第七届中国公共考古桂林论坛”，并在大会上做了“明中都与凤阳的城市发展”的主题发言。
3、与北京化工大学合作，对明中都外金水桥遗址出土的铁件、灰浆和土样进行了检测分析研究。
4、与武汉数文公司合作，建立了明中都遗址地理信息系统和考古资料数字化平台。
5、承办安徽省文物局主办的“明中都考古发掘及遗址公园建设研讨会”，邀请来自都城研究、考古、规划、古建筑、文物保护方面50余位专家为明中都遗址考古和遗址公园建设提出宝贵建议。
6、与中国科技大学合作对明中都遗址出土琉璃瓦开展检测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已陆续在刊物上发表。
7、与安徽大学合作对发掘出土的灰浆开展检测研究，目前仍在实验阶段。
8、继续与山东大学合作开展明中都遗址考古发掘的数字化工作。
三、明中都遗址考古发掘过程（发掘大事记）
明中都废弃之后，凤阳县治在清代移入皇城，从此当地百姓将皇城称为县城，延续至今。机缘巧合，1969年明史专家王剑英先生下放到凤阳五七干校，发现了明中都皇城。并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和考证工作。1981年，结合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王剑英先生再次来到凤阳，对明中都城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做了大量的测绘记录。根据文献研究和调查情况，王剑英先生先后出版了两部著作，分别是《明中都城考》（1975年）和《明中都遗址考察报告》（1982年）。推动了学界对于明中都的全新、全面认识，促成了明中都遗址的保护。其后，安徽省文物部门也陆续针对明中都开展了一些考古工作。
1974年凤阳县建设局的同志帮助王剑英先生测绘中都遗址
王剑英先生在现场调查-1
王剑英先生在现场调查-2
1982年至1983年，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对部分宫殿遗址进行的勘测和发掘。由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阚绪杭、李德文二先生带队，在奉天殿基址上做了十字形解剖，并在殿址东南角发掘10米×10米的探方两个。这次发掘的结果留有一篇名为《凤阳明中都皇故城“奉天殿”基址试掘简报》的内部资料，由于发掘面积和发掘深度的局限，发掘对于奉天殿基址的整体形貌、殿址上的清代建筑结构都无法了解，但基本了解到了奉天殿基址的保存情况。
1984年春，滁县地区文物保护科技研究所、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对部分门址及金水河故道进行了勘测。
1996年8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对皇城及皇陵享殿等遗址进行的勘测和发掘。
2003年10月至11月，为配合明中都城皇城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对皇城外金水河、御桥和承天门遗址进行了发掘。这次发掘的成果发表在《文物研究》第14辑上，发掘简报对于外金水桥和金水河的发掘记录得非常详细，即使没有配图和照片，根据描述也基本可以复原出外金水桥的位置和平面结构图。而对于几座金水桥的建筑结构、砌筑工艺和保存情况，简报都有着详尽的描述。只是在承天门的发掘上，简报仅是简单地叙述了发掘的基本情况，使人对于本次发掘在承天门上取得的收获了解不详。
2007年5月至7月，为配合凤阳县政务新区的建设，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中都城禁垣以西西安门至涂山门两侧及钟楼遗址等用地范围内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勘探。
2012年9月，为配合钟楼遗址的保护利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对钟楼遗址做了勘探、发掘工作。开解剖沟4条，清理出了钟楼基座的边缘砖基，发现了夯土下密集的木桩。这次发掘准确地掌握到了钟楼基础的形状、尺寸和角度，并初步窥探到了钟楼营建的工艺。
2013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蚌淮高速至宁洛高速连接线工程建设，对凤阳县乔涧子遗址进行了勘探发掘。共探得窑址34座，发掘清理了其中12座。发现砖窑和琉璃窑，应与建设明中都城或皇陵有关。
2013年，以明中都皇故城遗址公园的建设为契机，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2013年制订了《凤阳明中都皇故城考古工作计划》，为指导考古工作树立课题意识、增强考古工作的连续性、系统性提供了依据。
2014年，根据考古工作计划和遗址公园建设需求，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了对明中都皇故城宫城范围的全面考古勘探。
2015年，根据需求对宫城外西禁垣部分进行了考古勘探；
2015年，在考古勘探的基础上，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宫殿、道路、承天门等展开试掘；
1984年春，滁县地区文物保护科技研究所、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对部分门址及金水河故道进行了勘测。
1996年8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对皇城及皇陵享殿等遗址进行的勘测和发掘。
2003年10月至11月，为配合明中都城皇城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对皇城外金水河、御桥和承天门遗址进行了发掘。这次发掘的成果发表在《文物研究》第14辑上，发掘简报对于外金水桥和金水河的发掘记录得非常详细，即使没有配图和照片，根据描述也基本可以复原出外金水桥的位置和平面结构图。而对于几座金水桥的建筑结构、砌筑工艺和保存情况，简报都有着详尽的描述。只是在承天门的发掘上，简报仅是简单地叙述了发掘的基本情况，使人对于本次发掘在承天门上取得的收获了解不详。
2007年5月至7月，为配合凤阳县政务新区的建设，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中都城禁垣以西西安门至涂山门两侧及钟楼遗址等用地范围内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勘探。
2012年9月，为配合钟楼遗址的保护利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对钟楼遗址做了勘探、发掘工作。开解剖沟4条，清理出了钟楼基座的边缘砖基，发现了夯土下密集的木桩。这次发掘准确地掌握到了钟楼基础的形状、尺寸和角度，并初步窥探到了钟楼营建的工艺。
2013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蚌淮高速至宁洛高速连接线工程建设，对凤阳县乔涧子遗址进行了勘探发掘。共探得窑址34座，发掘清理了其中12座。发现砖窑和琉璃窑，应与建设明中都城或皇陵有关。
2013年，以明中都皇故城遗址公园的建设为契机，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2013年制订了《凤阳明中都皇故城考古工作计划》，为指导考古工作树立课题意识、增强考古工作的连续性、系统性提供了依据。
2014年，根据考古工作计划和遗址公园建设需求，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了对明中都皇故城宫城范围的全面考古勘探。
2015年，根据需求对宫城外西禁垣部分进行了考古勘探；
2015年，在考古勘探的基础上，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宫殿、道路、承天门等展开试掘；
2015年宫殿考古日常工作
2015年无人机航拍宫殿遗址
2016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山东大学合作，继续发掘了宫殿和承天门遗址，同时配合遗址公园内的文物保护修缮工程对东华门城台、东南角台、东北角台、西华门顶部、午门门洞等进行了考古清理；
2016年整理出土建筑构件
2016年东南角楼拓片
2016年绘制遗迹图
2016年灰浆采样工作
2017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山东大学合作，主要开展了承天门遗址的发掘、少量发掘了前朝宫殿遗址、西禁垣内窑址，另外为配合水系的治理对东北护城河、内金水河进行了发掘。另外，在明中都考古遗址公园征迁工作完成后再次对遗址范围内进行了补探。宫城以内的勘探对宫城城墙、城门、角楼、护城河、金水河的形制初步确定，对宫城内外地层堆积、原始地貌、饮水井、石柱础的分布情况进行了解。基本清晰了明中都宫城内建筑的布局和保存情况。宫城外的勘探在午门外中轴线两侧发现建筑组群迹象，为探寻明初建设的大都督府、御史台和社稷台的建筑布局提供了线索。并摸清了外金水河西半部分的基本结构和走向。西安门—西华门道路以南的区域内意外探了出排列有序的大量窑址，与城址建设密切相关，具有重大意义。
2017承天门门洞清理工作照
2018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故宫博物院合作，开展外金水桥的全面揭露发掘。发掘全面揭示了外金水桥及该处河道的形制、结构，为逐步厘清明中都中轴线的建筑布局增添了重要资料。
2018年外金水桥发掘工作照
2019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故宫博物院合作，明中都外金水桥遗址的发掘入围2018“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名单和 “2018-2019年安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发掘前朝宫殿基址。
2019年发掘宫殿遗址
2019年宫殿发掘
2020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故宫博物院合作，发掘前朝宫殿遗址，配合护城河疏浚工程发掘护城河遗址。
2020年宫殿发掘-1
2020年宫殿发掘-2
2021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故宫博物院合作，发掘前朝宫殿遗址和涂山门遗址。
四、明中都遗址最具代表性的重要出土文物
（一）蟠龙石础
蟠龙石础目前在中都皇城西北处集中发现三件， 石础质地为白色花岗岩，产自凤阳栗山。石础长2.62米，宽 2.52米，通高1.25米，中间圆形凸起础槽内直径1.2米，内高0.23米，重达22.2吨。础面雕饰翔云纹图案，础槽凸起精雕飞舞蟠龙，凸显皇家气势。明中都蟠龙石础是目前全国罕见最大最豪华的都城主殿大石础。
四、明中都遗址最具代表性的重要出土文物
（一）蟠龙石础
蟠龙石础目前在中都皇城西北处集中发现三件， 石础质地为白色花岗岩，产自凤阳栗山。石础长2.62米，宽 2.52米，通高1.25米，中间圆形凸起础槽内直径1.2米，内高0.23米，重达22.2吨。础面雕饰翔云纹图案，础槽凸起精雕飞舞蟠龙，凸显皇家气势。明中都蟠龙石础是目前全国罕见最大最豪华的都城主殿大石础。
蟠龙石础
（二）黄琉璃釉五爪龙纹瓦当
此瓦当2017年出土于明中都奉天殿遗址，圆形，直径 16 厘米，通体施黄釉，上模印五爪奔龙。龙体呈“S”形，五爪腾云，头生双角，龙须后飘，曲颈折腰，长尾略曲，扬爪做奔跑状。龙纹外有一周阳弦纹，窄边轮。缸胎，胎质细腻，呈灰白色。
此瓦当2017年出土于明中都奉天殿遗址，圆形，直径 16 厘米，通体施黄釉，上模印五爪奔龙。龙体呈“S”形，五爪腾云，头生双角，龙须后飘，曲颈折腰，长尾略曲，扬爪做奔跑状。龙纹外有一周阳弦纹，窄边轮。缸胎，胎质细腻，呈灰白色。
黄釉龙纹瓦当
（三）台沿螭首
2016年明中都前朝宫殿遗址出土，位于宫殿台基西南边缘处。为大型圆雕螭首，保存基本完整。其形呈两前爪用力抓地向前爬行状态，平首，翘嘴，龙有獠牙、凸眼珠、双角、鳞、鳍、须、卷毛等特征，后部为平底安装凹槽。通长175厘米，高92厘米，宽58厘米。
2016年明中都前朝宫殿遗址出土，位于宫殿台基西南边缘处。为大型圆雕螭首，保存基本完整。其形呈两前爪用力抓地向前爬行状态，平首，翘嘴，龙有獠牙、凸眼珠、双角、鳞、鳍、须、卷毛等特征，后部为平底安装凹槽。通长175厘米，高92厘米，宽58厘米。
奉天殿出土大螭首-1
奉天殿出土大螭首-2
五、研究明中都遗址的考古报告、学术著作明中都著作
（一）书籍：
《凤阳明中都石雕刻艺术遗存考古调查报告（上）》
《凤阳明中都石雕刻艺术遗存考古调查报告（下）》
《明中都研究》
《凤阳明中都字砖》
《朱元璋与凤阳》
（二）论文：
陈怀仁在第六届明史学会上发言
考古队队长王志在清理发掘
王志明史学会发言照片
（一）书籍：
| 书名 | 作者 | 出版社 | 出版时间 |
| 《明中都城考》 | 王剑英 | 凤阳文化馆印 | 1975年 |
| 《明中都遗址考察》 | 王剑英 | 滁县地区行署文化局、凤阳县明中都遗址博物馆印 | 1982年 |
| 《明中都》 | 王剑英 | 中华书局 | 1992年 |
| 《朱元璋与凤阳》 | 夏玉润 | 黄山书社 | 2003年 |
| 《明中都研究》 | 王剑英 | 中国青年出版社 | 2005年 |
| 《凤阳名胜大观》 | 孙祥宽 | 黄山书社 | 2005年 |
| 《凤阳明中都字砖》 | 唐更生 | 文物出版社 | 2016年 |
| 《明中都大观》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凤阳县委员会 | 黄山书社 | 2019年 |
| 《凤阳明中都石雕刻艺术遗存考古调查报告》 | 阚绪杭 | 文物出版社 | 2019年 |
| 《凤阳地名文化溯源》 | 孙祥宽 | 黄山书社 | 2019年 |
《凤阳明中都石雕刻艺术遗存考古调查报告（上）》
《凤阳明中都石雕刻艺术遗存考古调查报告（下）》
《明中都研究》
《凤阳明中都字砖》
《朱元璋与凤阳》
| 名称 | 作者 | 来源 |
| 《<明中都>提要》 | 王剑英 | 《建筑历史与理论》，1981年，第2辑 |
| 《明中都罢建原因初探》 | 刘思祥 | 《安徽史学》，1986年，第4期 |
| 《明太祖中都兴革考略》 | 孙祥宽 | 《第六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5年 |
| 《明代天坛的承袭与演变》 | 王红 | 《北京教育学院报》，1996年，第1期 |
| 《凤阳明皇陵及其石刻研究》 | 孙祥宽 | 《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 |
| 《论明中都遗址保护与利用设想》 | 梅林 | 《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2004年，第4辑 |
| 《论明中都的设计布局》 | 梅林 | 《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2007年，第5辑上 |
| 《明初三都规划制度比较——兼析明中都规划布局对北京城的影响》 | 陈怀仁 | 《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2007年，第5辑上 |
| 《明中都的班军》 | 周致远 | 《第四届淮河文化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 |
| 《凤阳中都皇陵石像生的艺术特色》 | 王磊等 | 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
| 《明中都皇陵石像生的装饰性与审美追求》 | 王磊 | 《滁州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
| 《明代都城坛庙建筑研究》 | 曹鹏 | 知网-中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2011年 |
| 《明中都中轴线形态设计探索》 | 彭亚茜 | 《规划师》，2015年，第9期 |
| 《明代中都国子监探微》 | 李建武等 |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
| 《明中都遗址公园概念性规划初探》 | 吴秀利 | 《科技视界》，2015年，第4期 |
| 《明中都规划复原》 | 郭超 | 《建筑历史研究与城乡建筑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5年 |
| 《论明中都布局与创新》 | 唐更生 | 《大遗址保护与旅游融合高峰论坛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联盟第五届联席会论文集》，2015年 |
| 《明代中都留守司赋役研究》 | 张登璨 | 国家数字图书馆，馆藏中文资源 |
| 《明中都研究现状述评》 | 周梦柯等 | 《遗产与保护研究》，2017年，第6期 |
| 《明中都龙凤石刻考察及其保护》 | 郑艺鸿 |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
| 《基于倾斜摄影测量技术的明中都城午门遗址三维重建》 | 王志 | 《安徽建筑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
| 《明中都鼓楼建筑文化研究》 | 赵蕊 | 安徽建筑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
| 《明中都石刻遗产的特殊价值》 | 郑艺鸿 |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
| 《中国近古新建都城的形态与规划——从元明中都的考古复原和对比分析出发》 | 陈筱 | 《城市规划》，2018年，第8期 |
| 《凤阳明中都遗址出土琉璃瓦釉的工艺分析》 | 杨桂美等 | 《中国陶瓷》，2018年，第9期 |
| 《圮而不修:明代中都修城与地方政治》 | 郑宁 | 《城市史研究》，2018年，第1期 |
| 《明代三都历代帝王庙建筑形制源流》 | 陈宇峰等 | 《遗产与保护研究》，2018年第6期 |
| 《明中都石刻图案造型与艺术价值研究》 | 肖晴 |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6期 |
| 《略论明中都的营建与罢废及其影响》 | 陈梧桐 | 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
| 《明中都皇城奉天门及广场空间组合考探》 | 夏玉润 | 滁州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 |
| 《凤阳明中都遗址出土琉璃瓦胎体制作工艺研究》 | 杨桂美 |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2019年，第4期 |
| 《国用军储:明代中都粮饷问题研究》 | 郑宁 | 安徽史学,2019年，第5期 |
六、明中都遗址发现者、重要保护者及历任考古发掘领队
（一）王剑英：明中都的发现者、保护者和研究者
王剑英（1921—1996）江苏太仓人，先后就读并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政经系和燕京大学历史研究院。1951年后就职人民教育出版社四十余年，至编审、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毕生钻研史地，重考据，著作甚丰，是国内享有盛誉的历史地理学家和明清史专家。
（一）王剑英：明中都的发现者、保护者和研究者
王剑英（1921—1996）江苏太仓人，先后就读并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政经系和燕京大学历史研究院。1951年后就职人民教育出版社四十余年，至编审、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毕生钻研史地，重考据，著作甚丰，是国内享有盛誉的历史地理学家和明清史专家。
王剑英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筹建阶段（1958~1959）和筹备复馆（1971~1972）期间，受国务院特聘担任历史地图组组长，大量由其主持编制的中国古代史/历史地图被沿用。1981年受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地图审图组副主编。1992年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审阅《中国国家历史大地图集》。
在“文革”中下放安徽凤阳五七干校劳动期间，寻访、勘察了明中都遗址，撰写了学术著作《明中都》。晚年，圈点古籍，审阅图稿，钻研不息，笔耕不辍。1996年因病辞世。
单士元先生高度评价王剑英“科学复原明中都原貌”的工作“弥补了古代史、古建筑史上的空白”、“是极大的贡献”，“功劳比萧洵《故宫遗录》大得多”。
国学泰斗叶圣陶先生读《明中都城考》后，欣喜吟诗并书赠王先生，赞曰：“明祖奠京都，凤阳宁善图，残民营故里，惊变辍中途。断刻搜罗富，遗踪稽访劬，一编承贶我，致绩喜君殊。”
罗哲文在给《明中都研究》的序中写道：“由王剑英先生高尚的品德、治学的精神、渊博的知识，特别是在凤阳干校劳动时期，艰苦奋斗、辛勤工作，为明中都古城遗址考察研究所做出的贡献，深深感动了凤阳这方水土上与他共事的人民。”
国学泰斗叶圣陶先生读《明中都城考》后，欣喜吟诗并书赠王先生，赞曰：“明祖奠京都，凤阳宁善图，残民营故里，惊变辍中途。断刻搜罗富，遗踪稽访劬，一编承贶我，致绩喜君殊。”
罗哲文在给《明中都研究》的序中写道：“由王剑英先生高尚的品德、治学的精神、渊博的知识，特别是在凤阳干校劳动时期，艰苦奋斗、辛勤工作，为明中都古城遗址考察研究所做出的贡献，深深感动了凤阳这方水土上与他共事的人民。”
主要著作和论文：
1、《明中都》 中华书局 1992年。
2、《明中都遗址考察报告》 滁县行署文化局油印本 1982年。
3、点校孙承泽《春明梦余录》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2年。
发表《元大都总体规划的深远影响》 、《明初营建北京始于永乐十五年六月考》 、《明初营建中都及其对改建南京和营建北京的影响》 、《大明皇陵之碑》考释、《明泗州祖陵署户田粮清册——一份罕见的有关明代土地占有情况的文献资料》 等学术论文数十篇。
（二）陈怀仁：对明中都的保护、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陈怀仁（1944年11月——2020年2月），安徽省凤阳县人。1973年2月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历任凤阳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长、县人大副主任等职。自1994年朱元璋研究会成立以来，历任朱元璋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朱元璋研究会名誉主席，陈怀仁先生对明中都的保护、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1、《明中都》 中华书局 1992年。
2、《明中都遗址考察报告》 滁县行署文化局油印本 1982年。
3、点校孙承泽《春明梦余录》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2年。
发表《元大都总体规划的深远影响》 、《明初营建北京始于永乐十五年六月考》 、《明初营建中都及其对改建南京和营建北京的影响》 、《大明皇陵之碑》考释、《明泗州祖陵署户田粮清册——一份罕见的有关明代土地占有情况的文献资料》 等学术论文数十篇。
（二）陈怀仁：对明中都的保护、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陈怀仁（1944年11月——2020年2月），安徽省凤阳县人。1973年2月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历任凤阳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长、县人大副主任等职。自1994年朱元璋研究会成立以来，历任朱元璋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朱元璋研究会名誉主席，陈怀仁先生对明中都的保护、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1999～2002年，陈怀仁先生协助凤阳县委、县政府申报“明中都遗址公园”建设项目。2002年10月8日，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对“明中都遗址公园”作了重要批示，国家计委批拨专项资金，对明中都文物进行保护和维修。
陈怀仁在第六届明史学会上发言
在凤阳城市的扩张与以明中都大遗址为核心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出现矛盾时。他多次向县委、县政府领导提出，凤阳城市的总体规划，要与以明中都大遗址的保护结合。并组织多次专家论证会，中国文物研究所前负责人张廷浩曾说，陈怀仁先生是“凤阳的梁思成”。在其呼吁下，凤阳县委、县政府领导听从建议，对凤阳县城市总体规划多次进行了修编，提出了“一座中都城、凤阳城市魂”凤阳城市总体规划的新理念，从而把明中都大遗址的规划布局和当代文物保护思想结合在一起。多年来，在陈怀仁的组织、参与下，出版了《洪武御制全书》《中国剧目辞典》《明中都研究》《明史论文集——第六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洪武六百年祭》《明太祖与凤阳》等大型专著。撰写并发表了20余篇学术论文。他还恢复了停刊36年之久的《凤阳报》，创办了《朱元璋研究》《淮光》等刊物。
（三）王志：明中都遗址发掘领队
王志：1982年生，安徽庐江人，2000年-2007年就读于山东大学考古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中国考古学会宋辽金元明清专业委员会委员和建筑考古专业委员会委员。
先后参与过山东济南大辛庄遗址、河南鹤壁刘庄遗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安徽固镇县垓下遗址等重大项目的考古发掘。2015年8月开始，负责凤阳明中都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三）王志：明中都遗址发掘领队
王志：1982年生，安徽庐江人，2000年-2007年就读于山东大学考古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中国考古学会宋辽金元明清专业委员会委员和建筑考古专业委员会委员。
先后参与过山东济南大辛庄遗址、河南鹤壁刘庄遗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安徽固镇县垓下遗址等重大项目的考古发掘。2015年8月开始，负责凤阳明中都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考古队队长王志在清理发掘
2015年以来，以配合遗址公园建设为契机对明中都遗址的城垣、城门及中轴线上的重要遗址展开连续发掘。制定“最小面积”、“最少破坏”、“展示优先”的发掘三原则，树立“布局、规制、工艺、过程”四个工作目标，建立了一套适应明中都遗址特点了发掘方法。
王志明史学会发言照片
发表了《安徽灵璧县孟山口战国西汉墓群发掘简报》、《城墙顶上的房屋——垓下遗址排房的发现及其功能的初步分析》等十余篇简报和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