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情况、学术成果及意义
（一）、遗址基本情况
柳孜运河遗址发现时间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原宿县文物工作组（今宿州市文物管理所）1979年至1981年在社会调查中于宿县东二铺、三铺、四铺、大店镇等窑厂、集镇和村庄征集一批唐宋时期珍贵陶瓷器。开启了安徽运河考古的篇章。1984年，中国唐史学会组织一个由历史、文物、地里、水利等多学科专家组成的“隋唐大运河综合科研考察团”开展隋唐大运河学术考察，重点是宿州、濉溪地区。考察团结束后，出版了《唐宋运河考察记》和《运河访古》论文集。详细介绍了当时通济渠安徽段保存状况和沿线的风土人情，同时也对安徽段的运河做了初步研究，摸清了通济渠的走向。其中也在柳孜村做相关考察。
柳孜运河遗址全景，镜向北
柳孜运河遗址全景，镜向东
1985年安徽省社科院朱玉龙先生描述：“淮北市兴修水利，曾于百善、柳孜、四铺挖了三条南北大沟，穿汴堤而过，可以清楚的看到汴河断面情况。河槽口宽40米，底宽15米。堤为夯土结构，坡度较小，河床内为淤泥沙土，从地表向下7米未见原始土层”。1999年濉溪县百善镇柳孜村隋唐柳孜码头遗址的发掘开辟了安徽隋唐运河新篇章，此次发掘面积共900余平方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现一处石构建筑遗存、8艘沉船、木构建筑、出土大量唐宋时期全国20余座窑口陶瓷器文物。此次发掘的意义是解决了通济渠流经地点和线路的问题。出土大量的文物和沉船可以证明在唐宋时期在柳孜地区是一处重要的集镇，可以了解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
2012年，濉溪柳孜运河遗址进行二次考古发掘，总发掘面积是1997.5平方米。获得重要考古发现，清理重要遗址有运河河道、两岸的河堤、两岸的石筑桥墩、河道中间的石板路、木岸狭河遗迹等河工水利设施，木船，大量的石船碇、道路、建筑址和木船等。基本弄清了河道及其埋藏层位的堆积形成过程。此次发掘出土大量的遗物，主要是生活用具、娱乐用具、武器、漕运遗物等。器物的质地有瓷、陶、石、铜、骨、木、铁等。器形有瓷碗、瓷碟、瓷壶、瓷盏、瓷球、人俑、动物俑、陶盆、陶球、陶铃、骰子、瓷围棋子、象棋子、骨簪、铁矛、铜钱、铜簪、木梳、石球、石锭等。瓷器残片数以万计，可复原的遗物数量达7000余件。其中瓷器的器形较为丰富，但完整器较少，多为残器。器形有碗、盏、盘、壶、罐、盆、俑、枕、骰子、围棋子、象棋子。按釉色分有白釉、青釉、黑釉、青白釉、黄釉等为主。另外出土大量铜钱，少量唐代钱币，多为北宋钱币，有崇宁重宝、熙宁元宝、元祐通宝、皇宋通宝、政和通宝等。
北岸河堤上的房址镜向东
北岸桥墩，镜向东
北河堤外的房址 镜向西
沉船做临时性保护后的情况
河道内河底散落的石船碇
柳孜运河遗址南岸河堤上一户人家内的古井 莲花纹 镜向东
南岸堤坡上的木岸遗迹
南岸河堤
南岸桥墩，镜向西
运河河道堆积，镜向东
左岸河堤及河道，镜向北
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在第3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通过审议，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柳孜运河遗址成为了运河沿线上一处重要的遗产。（二）、学术成果和意义
柳孜运河遗址属于运河遗产，体现水利水运工程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 科学价值、工程价值；具有丰富的文物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并且在运河城镇、运河村落遗产的历史、艺术、科学、社会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1、柳孜运河遗址的发掘是首次通过考古的手段明确了隋唐通济渠的流经路线，解决了汴渠运河“南线”和“北线”的流经线路的学术争论；
2、明确了通济渠在柳孜这一地点的形成、通航、发展、淤塞以及废弃的历史变迁过程；并且明确了河堤、河道的宽度、位置和时代。堤坡上相关的遗迹以及河道内文化埋藏沉积过程。
3、确认了原石构建筑是一处古桥梁的桥墩遗迹，并认为很可能是一座木构桥梁，同时确认其建立、使用和废弃的年代。解决了“码头说”和“桥墩说”学术争论。
4、出土大量的沉船，再结合出土大量的瓷器，有官窑和民窑瓷。反映了通济渠“运漕商旅，往来不绝，公家漕运，私行商旅，轴舮相继”。在运河遗址中能出土九艘沉船在考古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也为研究唐宋时期造船技术提供了实物资料。柳孜是通济渠“私家商旅”的重要节点，丰富的瓷器对研究瓷器贡赋和贸易有重要价值，并且反映了柳孜镇在唐宋时期属于瓷器贸易的“草市”。
5、证实了《宋史》中记载的“木岸狭河”的河工水利技术的存在，是一次考古与文献相互印证的实例。并且还发现有“埽工”、版筑河堤等工程技术，对研究通济渠的治理与维护有重要价值。
6、出土大量建筑构件、石碑、铜佛教、生活用品等遗物，反映了通济渠岸边的柳孜集镇历史地位和文化面貌，并且柳孜在《旧唐书》、《宋史》等文献均有记载。说明柳孜镇是因运河而兴起的历史小镇。
7、为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现场展示点，为遗址保护提供更详细确切的资料。并且2014年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三）、申遗之路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遗存运河和文化线路作为新的世界遗产种类列入其中后，再加上国外运河成功申遗的先例，著名学者郑孝燮、罗哲文、朱炳仁以《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为题，联名致信18个运河城市的市长，呼吁加快京杭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涉及运河沿线的北京、河南等的8个省市，35个城市的运河点段。
2006年，京杭大运河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12月，大运河被列入国家文物局公布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宣告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正式启动。
2007年，柳孜运河遗址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同时成立了相关的大运河申遗机构。
2009年，国务院批准开展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大运河保护成为国家重大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在国务院指导下，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牵头，沿线8省（市）和国务院13个部门建立了跨地区、跨部门协商机制，并成立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省部际会商小组。
2011年，柳孜运河遗址进入“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中的立即列入项目。
2012年，大运河沿线35个城市还建立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城市联盟，制定《大运河遗产保护联合规定》，进一步确保大运河遗产得到整体保护。
2013年初，国家文物局正式确定了首批申遗点段，安徽境内2个遗产点入选。
2013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咨询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委派两名国际专家来华现场评估考察。
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在第3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通过审议，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大运河申遗项目涉及6个省，2个直辖市，25个地级市的27段河道，58处遗产。这里包括了柳孜运河遗址，该遗址是安徽境内重要的一个遗址点，同时也是全国运河遗址重要的一处遗存。
二、保护、展示和利用情况
（一）遗址保护措施
1、在柳孜运河遗址设立保护区，具体如下：
（1）重点保护区：运河河道遗址段，即西起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柳孜村西侧边界，东至安徽省淮北市百善镇东侧边界。此区间经探明的运河河道遗址范围南北外扩15米，南北宽130米，作为河道遗址重点保护区。面积：172.1公顷。
（2）一般保护区：运河河道遗址段H，即西起安徽省淮北市雕溪县与河南省永城市交界处(303省道界牌处)至安徽省淮北市雕溪县柳孜村西侧边界大运河河道遗址段。
2、柳孜运河遗址发掘结束之后，2014年6月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中，并在原址中建设有临时性钢架结构保护大棚。
由于柳孜运河遗址地下水位偏高，在丰水期地下地下渗水比较严重，遗址采取了在周边做幕墙、采取特色材料对遗址区域进行封护处理、地下窨井相结合的方式阻断地下渗水，效果比较好。
3、遗址桥梁的稳固和病害都及时做了保护措施
在遗址内安装水文、温度、湿度等监测仪器，时刻观察遗址微观环境的变化。保证遗址在合理的环境下存续发展。
4、柳孜大运河遗址的安防措施体系已经基本建立，采取了基本的遗址保护措施。
并按装少量监控设备，实行24小时巡查制度。需对重要遗存增添先进的检测设施，多方位观察遗存的变化，加大遗址的保护措施，建立健全统一的安全防范、预警、监测等系统。
5、建立“四有”档案
评估内容包括遗产的保护等级、保护区划、保护标志、保护档案、保护机构、保护规划和保护条例等方面的落实与执行情况。科学划定柳孜运河遗址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并应与其遗产区、缓冲区范围合理衔接，充分考虑自然地形地貌和景观元素的完整性。
6、相应法律法规和管理条例健全
如目前正在做《柳孜运河桥梁遗址永久性保护大棚方案设计》、《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中国大运河遗产管理规划》、《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大运河遗产（安徽段）保护规划》等规划，并编制完成《大运河柳孜运河遗址保护管理规划》，保证柳孜运河遗址的科学合理保护。
（二）展示和利用
2014年6月22日，柳孜运河遗址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至此，濉溪县有了第一张世界文化遗产名片。2017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通州视察时指出，要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强调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要把大运河“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柳孜运河遗址本体定期对外开放展示文化遗产的历史魅力，积极向公众宣传历史文化知识。
柳孜运河码头遗址保护与展示应强调该遗址的整体性及其与汴河的关系，柳孜码头运河遗 址至百善老街段的汴河河道遗址应以柳孜码头遗址的保护展示为核心，围绕柳孜码头遗址 开展辅助本体保护及展示工作，并设立柳孜运河码头遗址公园。
2017柳孜运河遗址获中国大运河特色项目学院奖。
2017中国大运河特色项目学院奖
柳孜运河遗址在展示利用规划上进一步梳理与地方政府大运河文化带的相关项目内容，并结合大运河遗产标识系统建设完善柳孜运河遗址标识内容，妥善安置展示服务设施。
遗址内封护措施
遗址内排水设施
监测设备
柳孜大运河遗址是隋唐运河沿线一处重要的考古发掘遗址，遗址现场保留完整，遗存较多，具备科研、教育、游憩的基础，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可以更好的开展对文物的保护、展示、及阐释。考古遗址公园是重要的载体，有利于文物的日常维护与监测、考古研究、文化传播与公众服务。
柳孜运河遗址馆全景
柳孜运河遗址考古发掘探方全景图（自西向东）
柳孜运河遗址考古展示大棚
柳孜运河遗址考古展示探方外景
加强柳孜运河遗址的环境整治工作，修建了百善至柳孜运河遗址的景观大道，建设了薰衣草庄园，实时了遗址核心区保护展示工程；以首批全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百善黄新庄为基础，编制了《柳孜隋唐运河特色旅游小镇规划》，并编制完成了《柳孜运河遗址景区旅游规划》和《柳孜运河遗址景区建设可研报告》。
遗址内环境整治
遗址内环境整治及防护
在景区内展示隋唐大运河“渠旁筑御道，两岸植柳树”之风貌；模拟“虹桥飞架”，再现清明上河图之盛景，演绎隋炀帝三巡江都，“轴舮相接二百里”场面，再现古代帝王之尊崇。增强景区的真实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吸引力。积极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大运河文化公园做准备，建设有柳孜文化园，一点带线，以线串面，形成大运河文化的公共旅游资源，做好文旅融合的典范。
柳孜文化园-1
柳孜文化园-2
柳孜文化园-3
1984年，国家组织一个由历史、文物、地里、水利等多学科专家组成的“隋唐大运河综合科研考察团”开展隋唐大运河学术考察，其中也考察了柳孜运河遗址。
1999年，在进行宿州至永城公路濉溪段拓宽改建过程中，在柳孜行政村内发现大量陶瓷器和文化遗迹。后安徽省文物考古所组织人员对遗址现场进行文物抢救考古工作，进行了柳孜运河遗址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930平方米。发现一处石构建筑遗存、8艘沉船、木构建筑、出土大量唐宋时期全国20余座窑口陶瓷器文物。
1999年专家会在遗址现场
被评为199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1年，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2年，《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出版。
2007年12月16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率大运河保护和申遗考察团考察柳孜运河遗址
2009年11月4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李兆焯在安徽省政协主席杨多良陪同下考察柳孜运河遗址
2009年11月5日，著名文物专家罗哲文为柳孜运河遗址题词
2011年，淮北市政府和濉溪县政府开始拆迁遗址保护区范围内的民房，至2012年2月已经基本完成，并在保护区建立了围墙，柳孜大运河遗址现已具备考古发掘与文物现场保护条件。2012年，为了配合全国大运河的申遗工作，省文化厅、文物局、省考古考古所、淮北市政府、濉溪县政府多次组织召开会议论证柳孜运河遗址的二次考古发掘工作。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之后，省所经过通盘考虑，周密安排，柳孜运河遗址第二次考古发掘与2012年2月下旬正式开始了。
2012年-2013年考古发掘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淮北市博物馆、濉溪县文管所等专业技术人员组成考古发掘队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宫希成担任领队。领队统一负责，分工协作，责任到人。发掘之前制定科学合理的考古发掘规划，并针对现场情况设置科学的保护预案。例如发掘土方的处理，工地排水问题，工地安全问题，工地用水、用电，文物的存放等等。
2013年9月22日，韩国籍专家姜東辰教授受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委托，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柳孜运河遗址进行现场考察评估。
野外发掘工作于2012年2月下旬开始，前期进行了十余天的考古钻探。钻探结果标注了运河的河道、河堤、河堤外侧的堆积以及石构建筑的位置。同时显示出了遗址区域内运河河道的宽度、深度、走向和文化层的堆积，为下一步的发掘工作提供了参考。本次发掘跨了2012～2013两个年度，2012年发掘的主体工作完成大半，2013年发掘一直持续到6月底，主要则一是针对余下层位的清理；二是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细致的发掘；三是根据研究需要进行扩方发掘。本次发掘采用全站仪数控布方，共布探方22个，规格10*10米。并严格按照新修订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执行，科学管理，认真发掘。并结合下一步保护和展示的需要，尽可能多的应用新技术、新手段，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
为了保证发掘质量，在发掘过程中还邀请相关专家来考古指导。如发掘中期徐光冀，赵福生来工地指导；安徽省地震局的姚大全副局长带领专业人员来工地考察古代地震现象；安徽省社科院历史所陈立柱带领研究人员考察现场。河南考古所孙新民一行到工地针对出土瓷器进行专业参观指导。另外还有一些水利专家来工地考察，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体现了发掘过程中的多学科交叉，提高发掘质量。
徐光冀来柳孜运河工地视察16
在发掘过程召开了一些研讨会议，一是《大运河遗产柳孜运河遗址保护展示方案暨考古发掘专家论证会》，主要论证柳孜运河遗址的保护和考古发掘成果。二是在发掘结束之后在淮北市博物馆举办《柳孜运河遗址二次发掘成果展》；三是省、市县级行政单位也多次组织专家人员对申遗工作做考察和论证。四是积极参与运河的申遗工作，并为申遗提供便利条件。工地多次接待考古或申遗专家人员，有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人员到工地考察遗址保护规划的情况；全国政协委员刘庆柱一行人员到柳孜参观指导；大运河申遗办副主任姜师立率调研组实地考察了遗址本体。体现了柳孜运河遗址在发掘过程中既重视了野外田野发掘技术的提高，也充分结合运河申遗工作的同步性。同时还接待了一些电视台的拍摄和采访。如中央电视台十套、二套摄制组、安徽电视台、江苏电视台、淮北电视台、安徽商报等媒体。并且还举办走进运河宣传活动，组织学生参观考古发掘工地，积极推广公众考古的发展以及中国大运河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宣传。
发掘期间，针对柳孜运河遗址的本体遗产保护和濉溪段的运河沿线的遗产保护规划等，省文物局和濉溪县政府等单位也邀请各方专家进行专业设计保护。并且省委省政府及文化厅等行政部门领导也多次到遗址现场参观考察与指导工作。体现了行政部门对申遗工作的重视。
张忠培、徐苹芳、黄景略、卢兆荫等人参加专家论证会
张忠培、徐苹芳黄景略等专家在柳孜运河遗址现场
扬州申遗办公室主任和杨局等人来工地视察
中国遗产院赵云、文物局杨局长等人来工地视察
第二次遗址考古专家展示规划暨考古会议
国家八部委调研柳孜运河遗址
国家局郭旃来工地视察情况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
河南考古所孙新民一行来参观指导
刘庆柱等政协委员来工作视察工作
省政协主席李修松 考察柳孜运河遗址
王翠凤副省长考察柳孜运河遗址
谢广祥 副省长考察柳孜运河遗址
中科大龚德才教授来工地考察
两次考古发掘出土可复原的文物上万件，瓷器残片数以万计。出土大量的遗物，器物的质地有瓷、陶、石、铜、木、骨、铁、金等。按照用途又可以分为建筑材料、生活用品、生产工具、玩具、乐器、泥（瓷）塑制品、娱乐用品及赌博用具等，器形有瓷碗、瓷碟、瓷壶、瓷盏、瓷球、陶盆、陶球、陶铃、骰子、瓷围棋子、象棋子、骨簪、铁矛、木梳、铁船桩、铜钱、铜簪、石球、石锚、金耳环等。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瓷器数量最多，基本包含了唐宋时期南、北方各主要窑口的产品，这既反映了因运河的开通而带来商贸和文化交流的频繁，又反映了柳孜镇在唐宋时期作为运河沿岸的重要驿站或集镇的繁荣程度。
T04③︰6_人物俑
T04⑪︰233_黑釉盏 T04⑬︰11_青白釉盘 T04⑮︰64 青釉碗
T04⑮︰64 青釉碗 T12⑩：424_白釉盏 白釉碗
T04YD⑳︰96_青釉执壶 T12⑩：96_绿釉划花罐 T21②︰43_青白釉划花罐
青釉碗 黄釉碗 柿釉碗
T12⑪︰50_酱釉军持 T12⑫︰1_绿釉执壶 T13⑩：266_青釉碗
T13②︰10_红绿彩盘 T13②︰15白釉褐彩盆 T13⑩︰103_青釉印花碗
T12⑩︰117_青白釉人物俑 T12⑫︰112_青白釉抱球童 陶俑
T12⑫︰372_石羊 T12⑫︰473_石狮 T13⑩︰36_黑釉鸟形埙
酱釉钵-1 酱釉钵-2 三彩钵
三彩罐 三彩碗 三彩盘
T12⑩：715_白釉划花枕 T21⑪︰12_瓷枕 T12⑫︰225_木篦
棋子 T12⑩：287_士 T24⑪︰35_炮
T04⑪︰217_灰陶砚 T24⑪︰58印花水滴 钧釉碗
T04⑭︰75铁釜 T04⑭︰192铜佛像 T13⑩︰139_铜镜
T04⑮︰20_石碾轮 T21③︰49_绞胎刺球 骰子
T5⑧︰127长沙窑题诗壶 黄釉罐
T12⑫︰154_黑釉瓶 白釉四系瓶
三彩俑
（一）“淮北柂”唐船
1号沉船比较有特点是船尾有一条大大拖舵，位于T5内，石构建筑西南角处，船体为木板结构，平面呈长方形，船身残存9.6米，包括尾部拖舵在内侧残体总长12.6米。尾部保留着长度为4.2米的拖舵，拖舵的结构型式为中国古船考古发掘中所首见。船体木质为香樟木，船板多为长5-7米，50-80毫米的整木拼接。结构坚固、材质优良。
壳板船体纵向自尾至6号肋骨前约400毫米为一段，由此至首为另一段，全船由这两段每段约8-11列木板组成。列板边接缝采用直角同口加纵向枣核钉固接。缝隙间填以油灰以防渗漏。列板端缝采用滑肩同口对接加铁钉紧固，以保证船体的纵向强度和水密性。尾部收缩处，插入的列板采用了钩子同口连接，使得船体纵向过渡光顺、结构密实。
骨架一号船每隔700-800毫米设一肋板。肋板中部尺度10×800毫米由中间向舷边渐缩，以保证与型线的协调一致和受力的均匀。舷顶采用了一根纵通的断面尺寸为100毫米×120毫米的顶材。顶材向后伸出船体1.5米，上面可以铺设木板，提供操船者的工作场地，还可以堆放杂物，以保证舱容的最大利用率。席龙飞等人复原了1号船总长为18.97米，总宽2.58米，船深1.1米。满载吃水为0.7米，水线长15.67米。满载排水量为13.69吨，载重量可达8-10吨。该船除船体上部可以装载粮食，其船舱为半舱也可以装粮食。该船结构严密、工艺精良，用材合理，反映了唐船的工艺及建造水平和唐代运河漕船的共有特点。
“淮北柂”唐船
（二）、三彩狮子俑
T04YD⑳︰18 模制。狮子抱柱蹲伏于覆莲基座上。双耳及抱柱皆残。狮首微向右侧，眼突，鼻阔，口微张露齿，卷式鬃毛，长胡须。颈处饰一圆形带铃项圈，上挂4个铃铛和1缨穗。蜷身，叶形尾。三足着地，一前足抱柱。柱为八棱形，立于小覆斗形底座上。覆莲形基座由方形抹角底座和覆莲组成，中空。器表满施黄、绿釉。浅黄色胎致密细腻。长12.2，宽11.5，高20.2cm。该狮子俑是河南巩义窑的产品，反映了唐三彩向南方及海外传输的贸易路线。
T04YD⑳︰18 模制。狮子抱柱蹲伏于覆莲基座上。双耳及抱柱皆残。狮首微向右侧，眼突，鼻阔，口微张露齿，卷式鬃毛，长胡须。颈处饰一圆形带铃项圈，上挂4个铃铛和1缨穗。蜷身，叶形尾。三足着地，一前足抱柱。柱为八棱形，立于小覆斗形底座上。覆莲形基座由方形抹角底座和覆莲组成，中空。器表满施黄、绿釉。浅黄色胎致密细腻。长12.2，宽11.5，高20.2cm。该狮子俑是河南巩义窑的产品，反映了唐三彩向南方及海外传输的贸易路线。
T04YD⑳︰18_三彩狮子
（三）、柳孜砖塔碑
砖塔为长方形，长67.5、宽46、厚11.5厘米。碑文的外围环绕一整条缠枝花草，内侧是线刻的方框，方框内撰刻碑文。碑文共13行，每行字数不一，大小不同，最少的10字，最多的21字，自右起至左结。共计204字（图一、二）。碑文如下：
维大宋国保静军临涣县柳子镇天王院谨募
在镇内外信心共修
大圣砖塔一座七级高八十尺计使工价钱伍
阡贯文时天圣十年岁次壬申二月壬寅朔七
日戊申建法眷僧 义秀 定和 定宁 文秀 从政
助缘修塔功德主僧 定约
住持修塔功德主僧 守开
将仕郎守宿州临涣县尉刘 涛
登仕郎守临涣县主簿兼开治沟洫河道章 异
承奉郎守临涣县令兼管勾沟洫河道赵 谅
泰宁军节度推官承奉郎试大理评事监柳子镇盐酒税祖 贻亮
右班殿直前柳子镇兵马监押兼巡检张 处仁
左侍禁柳子镇兵马监押兼巡检丘 裔
柳孜出土的砖塔碑刻反映了宋代建塔修庙募捐资助的情况，是重要的文献史料。记述了砖塔的尺寸大小、用工情况、工价、资助的僧侣、一些官员职务和历史地理情况。从中可以了解宋代的砖塔的结构，物价情况，宋代的地区行政级别，僧侣背景以及宋代官制。作为柳孜地区汴渠周边的宋代遗物，也反映了当时柳孜镇佛教的盛行以及商贸的发达。
砖塔为长方形，长67.5、宽46、厚11.5厘米。碑文的外围环绕一整条缠枝花草，内侧是线刻的方框，方框内撰刻碑文。碑文共13行，每行字数不一，大小不同，最少的10字，最多的21字，自右起至左结。共计204字（图一、二）。碑文如下：
维大宋国保静军临涣县柳子镇天王院谨募
在镇内外信心共修
大圣砖塔一座七级高八十尺计使工价钱伍
阡贯文时天圣十年岁次壬申二月壬寅朔七
日戊申建法眷僧 义秀 定和 定宁 文秀 从政
助缘修塔功德主僧 定约
住持修塔功德主僧 守开
将仕郎守宿州临涣县尉刘 涛
登仕郎守临涣县主簿兼开治沟洫河道章 异
承奉郎守临涣县令兼管勾沟洫河道赵 谅
泰宁军节度推官承奉郎试大理评事监柳子镇盐酒税祖 贻亮
右班殿直前柳子镇兵马监押兼巡检张 处仁
左侍禁柳子镇兵马监押兼巡检丘 裔
柳孜出土的砖塔碑刻反映了宋代建塔修庙募捐资助的情况，是重要的文献史料。记述了砖塔的尺寸大小、用工情况、工价、资助的僧侣、一些官员职务和历史地理情况。从中可以了解宋代的砖塔的结构，物价情况，宋代的地区行政级别，僧侣背景以及宋代官制。作为柳孜地区汴渠周边的宋代遗物，也反映了当时柳孜镇佛教的盛行以及商贸的发达。
柳孜砖塔碑铭文照片
柳孜砖塔碑铭文拓片
五、考古报告、学术著作及其出版情况
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淮北市博物馆编：《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
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柳孜运河遗址第二次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7年3月。
3、宫希成、闫红：《汴水蕴物华——柳孜运河遗址出土文物》，科学出版社，2017年3月。
4、裘士京：《读<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考古》，2003第2期。
5、剑声：《淮北隋唐大运河考古发现及其意义和价值》，《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8月。
6、任晓勇：《悠远的虹桥——淮北柳孜运河遗址“石构建筑”之谜新探》，《宿州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7、任晓勇：《隋通济渠流经线路的一条较早新证据》，《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4期》；
8、龚昌奇、席龙飞：《隋唐大运河及其船舶的复原研究—为淮北市博物馆大运河展馆建设而作》，《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9、阚绪杭、龚昌奇、席龙飞《隋唐运河柳孜唐船及其拖舵的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10、张辉、宫希成《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汴河）唐宋沉船与沿岸古文化遗存》，《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6期。
11、邵卓平 卫广扬、王建林、阚绪杭：《应用扫描电镜对隋唐大运河古沉船木构件树种的鉴定研究》《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3,30（1）。
12、宫希成：《大运河安徽段考古发掘与研究》，《安徽日报》2014年7月14日。
13、郝红暖：《通济渠开凿对安徽地区的影响》，《安徽日报》2014年7月14日。
14、康武刚：《大运河安徽段的保护与开发对策》，《安徽日报》2014年7月14日。
15、陈超：《淮北柳孜隋唐运河遗址出土钧瓷器》，《文物鉴定与鉴赏》，2014年9月。
16、解华顶：《淮北柳孜隋唐运河遗址出土的金代定窑印花盘赏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4年9月。
17、王倩：《安徽柳孜运河遗址出土红绿彩瓷器的艺术成就》，《中国陶瓷》，2015年11月。
18、胡珺、陈超：《柳孜运河遗址出土待修瓷器的检测分析——以刻莲瓣白釉盏和青白釉碗为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2016年10月。
19、陈超：《柳孜运河遗址第二次考古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12期。
20、陈超：《安徽柳孜运河遗址出土宋砖塔碑考释》，《江汉考古》2019年第1期。
21、陈超：《发现柳孜运河遗址》，《大众考古》，2019年第期。
22、陈超：《安徽隋、唐、宋古运河遗址考古研究》，《中国港口博物馆馆刊》2019年增刊第1期。
23、陈超：《安徽柳孜运河遗址出土唐处士刘怀璧浮图铭碑考释》，《文物》2020年第10期。
24、陈超：《考古发现下的大运河安徽段文化》，《文物》2020年第5期。
25、陈超：《濉溪柳孜运河遗址出土长沙窑瓷器研究》，《中国港口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2期。
26、陈超：《通济渠安徽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述论》，《苏州文博》2017年。
27、胡均：《淮北柳孜隋唐大运河出土文房娱乐用具》，《安徽文博》2019年。
28、秦立凯、刘超：《淮北柳孜蹴鞠文物与宋代儿童蹴鞠运动》，《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29、魏雷、余敏辉：《关于柳孜运河遗址“木岸狭河”的探讨》，《宿州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30、武可：《隋唐大运河流域出土的金磁州窑系虎衔叶枕》，《收藏》2015年第15期。
31、闫红：《运河遗珠之“寿州瓷黄”——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出土的寿州窑瓷器赏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5年第7期。
32、杨建华：《淮北柳孜隋唐运河遗址出土的古陶瓷研究概述》，《文物鉴定与鉴赏》2014年第9期。
六、历任考古发掘领队，及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及简要介绍
（一）阚绪杭：1999年柳孜运河遗址项目负责人，生于1949年，安徽明光人。研究馆员。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省博物馆任职，1979年调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任职。长期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多部考古发掘报告。
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淮北市博物馆编：《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
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柳孜运河遗址第二次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7年3月。
3、宫希成、闫红：《汴水蕴物华——柳孜运河遗址出土文物》，科学出版社，2017年3月。
4、裘士京：《读<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考古》，2003第2期。
5、剑声：《淮北隋唐大运河考古发现及其意义和价值》，《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8月。
6、任晓勇：《悠远的虹桥——淮北柳孜运河遗址“石构建筑”之谜新探》，《宿州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7、任晓勇：《隋通济渠流经线路的一条较早新证据》，《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4期》；
8、龚昌奇、席龙飞：《隋唐大运河及其船舶的复原研究—为淮北市博物馆大运河展馆建设而作》，《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9、阚绪杭、龚昌奇、席龙飞《隋唐运河柳孜唐船及其拖舵的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10、张辉、宫希成《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汴河）唐宋沉船与沿岸古文化遗存》，《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6期。
11、邵卓平 卫广扬、王建林、阚绪杭：《应用扫描电镜对隋唐大运河古沉船木构件树种的鉴定研究》《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3,30（1）。
12、宫希成：《大运河安徽段考古发掘与研究》，《安徽日报》2014年7月14日。
13、郝红暖：《通济渠开凿对安徽地区的影响》，《安徽日报》2014年7月14日。
14、康武刚：《大运河安徽段的保护与开发对策》，《安徽日报》2014年7月14日。
15、陈超：《淮北柳孜隋唐运河遗址出土钧瓷器》，《文物鉴定与鉴赏》，2014年9月。
16、解华顶：《淮北柳孜隋唐运河遗址出土的金代定窑印花盘赏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4年9月。
17、王倩：《安徽柳孜运河遗址出土红绿彩瓷器的艺术成就》，《中国陶瓷》，2015年11月。
18、胡珺、陈超：《柳孜运河遗址出土待修瓷器的检测分析——以刻莲瓣白釉盏和青白釉碗为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2016年10月。
19、陈超：《柳孜运河遗址第二次考古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12期。
20、陈超：《安徽柳孜运河遗址出土宋砖塔碑考释》，《江汉考古》2019年第1期。
21、陈超：《发现柳孜运河遗址》，《大众考古》，2019年第期。
22、陈超：《安徽隋、唐、宋古运河遗址考古研究》，《中国港口博物馆馆刊》2019年增刊第1期。
23、陈超：《安徽柳孜运河遗址出土唐处士刘怀璧浮图铭碑考释》，《文物》2020年第10期。
24、陈超：《考古发现下的大运河安徽段文化》，《文物》2020年第5期。
25、陈超：《濉溪柳孜运河遗址出土长沙窑瓷器研究》，《中国港口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2期。
26、陈超：《通济渠安徽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述论》，《苏州文博》2017年。
27、胡均：《淮北柳孜隋唐大运河出土文房娱乐用具》，《安徽文博》2019年。
28、秦立凯、刘超：《淮北柳孜蹴鞠文物与宋代儿童蹴鞠运动》，《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29、魏雷、余敏辉：《关于柳孜运河遗址“木岸狭河”的探讨》，《宿州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30、武可：《隋唐大运河流域出土的金磁州窑系虎衔叶枕》，《收藏》2015年第15期。
31、闫红：《运河遗珠之“寿州瓷黄”——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出土的寿州窑瓷器赏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5年第7期。
32、杨建华：《淮北柳孜隋唐运河遗址出土的古陶瓷研究概述》，《文物鉴定与鉴赏》2014年第9期。
六、历任考古发掘领队，及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及简要介绍
（一）阚绪杭：1999年柳孜运河遗址项目负责人，生于1949年，安徽明光人。研究馆员。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省博物馆任职，1979年调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任职。长期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多部考古发掘报告。
1999年发掘领队阚绪杭，左二
（二）宫希成：2012年柳孜运河遗址第二次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生于1963年，安徽怀远人，研究馆员，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长期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任职，主要从事文物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多部考古发掘报告，主持多项国家级课题。为柳孜运河遗址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做出重大贡献。
宫希成所长在清理遗物
（三）陈超：2012年柳孜运河遗址第二次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生于1983年，安徽怀远人，副研究馆员，硕士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系。长期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任职，主要从事文物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研究方向是大运河考古和陶瓷考古，发表相关论文30余篇，出版1部考古发掘报告，主持1项国家社科基金，参与多项省级课题。为柳孜运河遗址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做出突出贡献。
陈超现场负责人在清理遗迹
第二次柳孜运河遗址发掘负责人及队员